羊城初春，珠江之畔；万物复苏，群贤毕至。2026年2月27日至28日，第23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于广州盛大召开。作为2026年开年首场国内肺癌领域高水平学术会议，本届论坛以“历史转折关头的小细胞肺癌”为主题，汇聚国内外顶尖专家，围绕病理诊断、分子分型、局部与全身治疗进展层层递进，针对MRD应用、治疗时机、新型药物策略等临床关键议题展开深度思辨，在观点交锋中凝聚真知灼见，擘画未来治疗蓝图。
羊城初春，珠江之畔；万物复苏，群贤毕至。2026年2月27日至28日，第23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于广州盛大召开。作为2026年开年首场国内肺癌领域高水平学术会议，本届论坛以“历史转折关头的小细胞肺癌”为主题，汇聚国内外顶尖专家，围绕病理诊断、分子分型、局部与全身治疗进展层层递进，针对MRD应用、治疗时机、新型药物策略等临床关键议题展开深度思辨，在观点交锋中凝聚真知灼见，擘画未来治疗蓝图。
会议期间，《肿瘤瞭望》特邀广东省人民医院的潘燚教授接受专访，围绕小细胞肺癌（SCLC）放射治疗的临床实践与前沿进展分享了深刻见解。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潘燚教授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肿瘤学教研室副主任/放疗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放疗学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国家肿瘤学名词编写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人工智能临床运用专委会副主委
广东省医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常委
广东省女医师协会理事会理事
以第一/通讯作者（含共同）在Cancer Cell，Lancet，Radiotherapy&Oncology发表文章，单篇最高影响因子98.4分，最高他引148次
《肿瘤瞭望》：在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S-SCLC）的综合治疗中，尽管胸部放疗联合化疗已被确立为标准方案。然而，对于最佳的放疗剂量与分割模式仍未形成统一标准。随着ADRIATIC研究的公布，度伐利尤单抗巩固治疗已成为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S-SCLC）同步放化疗后的新标准。请您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及相关探索进展，谈谈您认为在当前技术条件及背景下，应如何重新思考和选择最佳的放疗策略？
潘燚教授：这个问题非常精准地切中了当下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S-SCLC）综合治疗的核心，即局部治疗如何与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全身治疗更完美地协同。在既往的同步放化疗（CCRT）时代，LS-SCLC的复发模式以全身远处转移为主。ADRIATIC研究通过度伐利尤单抗巩固治疗显著降低了远处转移风险并转化为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的获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并未能降低胸部局部复发的发生率。这意味着，即使在当前最佳的“同步放化疗→免疫巩固”治疗模式下，仍有约30%的患者面临胸内复发的困境。这就为我们局部治疗手段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现代免疫治疗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局部控制率，从而为患者争取更大的生存获益。
基于此，我们回顾放疗技术本身的优化空间。既往的CONVERT等研究已经证实，将常规分割放疗（如66 Gy/30次）与45 Gy/30次（每日两次）的超分割放疗方案进行头对头比较，并未显示出生存优势，45 Gy每日两次的分割方式至今仍被视为标准之一，且在数值上表现出更优的趋势。因此，我们的探索立足于“每日两次”这一更优的分割模式的基础之上，聚焦于“剂量提升”。
令人鼓舞的是，近两年发布的多项研究，包括欧洲及我们国内开展的II-III期临床试验，都在探索提高超分割放疗的总剂量。例如，将剂量提升至54 Gy或60 Gy（均为每日两次），初步结果显示，与传统的45 Gy方案相比，这种剂量提升在不显著增加严重毒性的前提下，为患者带来了明确的OS获益。这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阳性结果是在基于单纯同步放化疗为对照组的时代获得的。如今，免疫巩固治疗已成为新的标准治疗。因此，在“同步放化疗+免疫巩固”的全新模式下，进一步提高胸部放疗剂量，能否在免疫治疗的协同作用下，进一步提升局部控制率的优势，并且不增加可能影响免疫治疗顺利完成的毒副反应？这正是我们局部治疗后续需要探索、并寄予希望的方向。
《肿瘤瞭望》：脑转移是影响SCLC患者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在免疫治疗时代，预防性全脑放疗（PCI）的地位面临新的挑战。根据现有证据，您认为对于完成放化疗和免疫巩固的LS-SCLC患者，面对PCI与MRI密切随访这两种脑部管理策略应如何决策？
潘燚教授：这个问题确实是目前临床争议的焦点，也是我们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在单纯化疗时代，PCI的价值是明确的，它能为一线化疗后达到完全或部分缓解的患者降低约50%的脑转移风险，并带来一定的生存获益。但必须承认，这种获益的绝对值是有限的。
当治疗格局演进到ADRIATIC模式，即超过50%的患者有望实现长期生存（超过3年）时，患者的生活质量权重就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回顾历史研究，无论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还是小细胞肺癌（SCLC），PCI在带来颅内控制获益的同时，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神经认知功能的远期损伤，尤其是在记忆延迟、执行功能等方面。对于预期寿命显著延长的患者，这种损伤的代价显得尤为沉重。
尽管在ADRIATIC研究的亚组分析中，无论是否接受PCI，度伐利尤单抗巩固治疗均显示出获益，但这并未直接回答“在免疫巩固时代，我们是否还需要PCI”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未来PCI的应用会越来越谨慎，甚至逐渐弱化。其替代方案已初具雏形：基于高分辨率MRI的密切随访，一旦发现脑转移，及时采用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进行挽救治疗。多项临床研究，包括在广泛期SCLC中的探索，已经证实对于1-10个甚至更多的脑转移灶，SRS治疗能够提供较好的颅内控制，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认知功能。这种“监测+挽救”的策略，其远期生存率并不劣于历史对照，而患者的生活质量无疑将得到显著改善。因此，对于完成放化疗和免疫巩固的LS-SCLC患者，我们应更积极地进行医患共同决策，特别是对于基线认知功能良好、有长期生存预期的患者，或许可以优先考虑严格的MRI监测而非PCI。
《肿瘤瞭望》：在广泛期SCLC（ES-SCLC）的治疗中，免疫联合化疗已确立一线标准地位，但耐药和进展仍是不可避免的挑战。此时，放疗这一重要的局部治疗手段在ES-SCLC中的角色也在被重新审视。您如何看待在免疫治疗时代整合胸部放疗的价值？在“化免联合”的全身治疗基础上，您更倾向于选择何种时机介入胸部放疗？
潘燚教授：既往SCLC临床实践中，我们更多是在一线全身治疗出现局部进展时，将胸部放疗作为一种挽救性手段。但在免疫治疗带来更长生存的今天，我们的策略应该更加积极和前瞻。
我认为，一个更具前景的策略是将胸部放疗的时机“前移”，从“被动挽救”转向“主动巩固”。其理论基础在于，免疫联合化疗虽然有效，但仍有部分患者因原发灶或残留病灶的局部进展而导致治疗失败。如果我们能在化免治疗取得最佳疗效（比如4-6周期后，达到部分缓解或疾病稳定）时，对胸内残留病灶进行巩固性放疗，就有可能将这些耐药或残留的“种子”清除，从而延长疾病控制时间。
事实上，这一策略已得到初步临床数据支持。例如，山东省肿瘤医院开展的一项单臂II期研究，在免疫联合化疗的基础上加入胸部放疗，取得了非常令人鼓舞的PFS和OS数据，尽管是单臂研究，但结果显著优于历史数据。这启示我们，或许未来的治疗模式将不再局限于“复发后再放疗”，而是一线治疗“有效后即放疗”。我们期待能有更多设计严谨的随机对照II/III期研究，去证实“一线化免诱导有效后行胸部巩固放疗”这一治疗模式，相比单纯化免治疗的优势。
《肿瘤瞭望》：随着新型放疗技术、靶向及免疫新药的不断发展，您认为未来小细胞肺癌放射治疗的核心研究方向与发展趋势是什么？放疗将如何进一步与系统治疗深度融合，推动小细胞肺癌诊疗向更精准、更高效、更低毒的方向发展？
潘燚教授：个人认为，放疗作为重要局部治疗手段之一，必须主动拥抱并深度融入系统性全身治疗的变革洪流，并以此为契机实现自身的进化与变革。
首先，我们必须正视新药时代下联合治疗的安全性挑战。无论是新型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还是双特异性抗体，它们与免疫治疗联合时，间质性肺炎的发生风险是临床必须高度警惕的问题。而放疗本身也会引起放射性肺炎。因此，未来的核心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如何在保证疗效的同时，通过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降低毒性。这包括利用更先进的放疗技术来精确缩小照射靶区、降低正常组织受照剂量，从而为患者能够安全、顺利地接受后续长期的系统性巩固治疗创造条件。我们追求疗效，但不能以牺牲患者接受关键治疗的机会为代价。
其次，放疗的技术和理念本身也需要在与系统治疗的协同中迭代。例如，传统的放疗靶区勾画通常包括受累淋巴结区域，但当我们认识到淋巴结也是重要的免疫应答器官时，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和优化我们的勾画原则？是否应该更精准地只针对阳性淋巴结，而更大限度地保护未受累的淋巴结区，以维持机体的抗肿瘤免疫能力？这些都是放疗科医生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总之，未来SCLC的治疗，将是精准医学理念指导下，放射治疗与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系统性手段深度交织、动态协同的个体化方案。在疗效的最大化与毒性的最小化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为每一位患者带来生存获益与生活质量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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