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CSCO年会汇聚了全球抗肿瘤前沿进展，中国的创新药物研发更是令人瞩目，已成为全球抗肿瘤事业的重要力量。会上，《肿瘤瞭望》特邀南加州大学诺里斯癌症中心（USC Norris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Heinz-Josef Lenz教授与和黄医药执行副总裁袁泽之（George Yuan）先生以“守正创新，共赴未来”展开深度对话。本次对话围绕中国抗肿瘤创新药的全球化发展，就中国“十五五”规划政策红利、呋喹替尼的全球化实践、ATTC平台创新发展，以及国际合作展望等方向分享了真知灼见。Lenz教授高度评价中国临床研究质量与创新生态，袁泽之先生则阐述了和黄坚持长期主义、同步全球开发、寻求战略合作的出海路径。此次对话既是对中国创新药国际化历程的回望，更是对未来合作共赢的展望。现将精华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编者按：2026年CSCO年会汇聚了全球抗肿瘤前沿进展，中国的创新药物研发更是令人瞩目，已成为全球抗肿瘤事业的重要力量。会上，《肿瘤瞭望》特邀南加州大学诺里斯癌症中心（USC Norris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Heinz-Josef Lenz教授与和黄医药执行副总裁袁泽之（George Yuan）先生以“守正创新，共赴未来”展开深度对话。本次对话围绕中国抗肿瘤创新药的全球化发展，就中国“十五五”规划政策红利、呋喹替尼的全球化实践、ATTC平台创新发展，以及国际合作展望等方向分享了真知灼见。Lenz教授高度评价中国临床研究质量与创新生态，袁泽之先生则阐述了和黄坚持长期主义、同步全球开发、寻求战略合作的出海路径。此次对话既是对中国创新药国际化历程的回望，更是对未来合作共赢的展望。现将精华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守正立本，国家引领筑牢创新药发展根基
《肿瘤瞭望》：《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结合和黄全球发展，请谈谈政策红利如何具体转化为从研发到商业化的系统竞争力？
袁泽之 先生：和黄医药是中国先进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回顾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从张江成立到如今的蓬勃发展，我们深切体会到了政策的支持。中国政府与时俱进，调整政策，鼓励我们尽快启动临床研究，助力我们走向全球。
如今，我们成功上市了呋喹替尼、索凡替尼、凡瑞格拉替尼三款创新药物，与阿斯利康合作推进赛沃替尼的全球化，并正在筹备索乐匹尼布的上市。在国际化方面，我们还通过与武田制药合作，将呋喹替尼推向美国、日本、韩国、欧洲、澳大利亚、墨西哥、加拿大等41个国家或地区，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首个全球品牌。在这背后，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李进教授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对呋喹替尼注册上市的FRESCO研究、FRESCO-2研究的引领与指导。我们在上海张江起步，让中国创新、中国制造，服务全球患者。
《肿瘤瞭望》：中国近年来在临床试验审评效率显著提升、临床试验体系日臻成熟。请谈谈近年来中国临床试验的规范性和数据质量表现如何？将对全球新药研发格局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Heinz-Josef Lenz 教授：中国的临床试验经过向高质量、前沿化的极速发展，已经站上世界前列。中国制药行业的创新药物研发无疑非常成功，在肿瘤领域推出了诸多创新药物，并加速走向全球化。基于中国庞大的患者群体，为临床研究的快速入组奠定了基础，成功地推动中国创新研究迅速登上国际舞台。众所周知，在实体瘤的新药研发中，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一支力量，尤其是为我们带来了大多数的先进的ADC，而和黄的新药平台也在此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袁泽之 先生：的确如此。如果我们对比李进教授领衔的FRESCO研究、与MD安德森癌症中心Arvind Dasari教授领衔的FRESCO-2研究，就可以发现二者的风险比、生存期等关键数据几乎相同。窥斑见豹，这也证实了中国的临床研究质量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并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成功复现。
规范前行，以价值为锚的全球化之路
《肿瘤瞭望》：在呋喹替尼从研发到全球商业化路径中，其主要策略布局是怎样的？有哪些最具借鉴意义决策？
袁泽之 先生：在呋喹替尼全球化进程中，我们汲取到的关键经验是，创新药全球化需要尽早规划、同步布局。如今，呋喹替尼已获得《NCCN指南》《ESMO指南》等国际指南推荐，也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认可。未来，我们将更加重视中国与全球同步开展临床研究，积极推进国内外同步开发，让中国创新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肿瘤瞭望》：作为结直肠癌领域的全球权威专家，您如何评价呋喹替尼在结直肠癌应用的临床价值？您对其未来探索有何建议？
Heinz-Josef Lenz 教授：在结直肠癌领域，尽管有诸多新型靶向、免疫治疗药物，但其五年生存率仍不高，存在大量未满足临床需求。呋喹替尼展现的疗效令我们感到兴奋，我相信其未来发展方向将是与不同的方案进行联合。据我所知，邓艳红教授团队正在此方面展开探索，令人期待。展望结直肠癌诊疗的未来，没有哪款药物单打独斗就能成功，而如何选择更高效、更合理的搭配将是下一个挑战。如今我们拥有双抗、ADC等诸多药物可供选择，我相信和黄也正在考虑如何搭配，以期转化为更高的临床疗效。
创新引领，ATTC叩响中国创新药“first-in-class”大门
《肿瘤瞭望》：在ADC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和黄推出了ATTC平台。请谈谈ATTC的特点与发展规划是怎样的？由此看来，中国创新药企从“跟随式创新”向“引领式创新”转型需要跨越哪些门槛？
袁泽之 先生：基于前期和黄在小分子领域的专业积累，我们推出了ATTC平台，借助自主研发的连接子、载荷，开发了5款候选药物，其中3款已经披露了机制。第一款是靶向HER2、以PI3K/PIKK抑制剂为载荷的HMPL-A251。第二款是靶向EGFR、以PI3K/PIKK抑制剂为载荷的HMPL-A580。第三款是靶向EGFR、以泛KRAS抑制剂为载荷的HMPL-A830，我们刚刚就本款药物与GSK达成了全球许可协议，加速了其全球化进程。
伴随着我们推出的候选药物日益增多，如何赋予不同机制药物应有的定位、如何遴选优势获益人群已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目前，前两款药物的全球I期临床研究已经在中、美同时开展。未来，我们期待与Lenz教授等知名专家展开深度合作，探索肿瘤生物行为、开发生物标志物、准确识别优势获益人群，推进差异化临床研究实施，进而以更科学的方式塑造市场，满足临床需求。
《肿瘤瞭望》：结合您主导多项国际创新药物临床研究的丰富经验，请问在ATTC这类“抗体导航+靶向小分子”的创新药物研发中，研究者最需要关注什么？
Heinz-Josef Lenz 教授：ATTC新平台的出现令人兴奋，但也存在挑战。作为一款创新药物，靶点、连接子、载荷都需要进一步验证。我完全同意袁先生的观点，即在载荷选取、优势人群选择等方面仍有诸多挑战。尤其是在结直肠癌领域，一线治疗时与耐药复发时所面临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为预测预后的生物标志物开发带来了困难，也提示我们在靶点和载荷选择方面需倍加谨慎。众所周知，结直肠癌是异质性最强的癌种之一，即便是BRAF抑制剂、EGFR抑制剂等非常成功的药物，在二线应用时所取得的进展也十分有限，但有趣的是它们在联合化疗时往往能够获得成功。个人认为，新型的ADC可能也不能免俗，在更多新兴药物、新颖组合的的开发中，或许我们仍离不开细胞毒药物的基石作用。
《肿瘤瞭望》：从全球新药开发的视角看，中国创新药企要在“first-in-class”药物上取得突破、获得国际认可，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要素？
Heinz-Josef Lenz 教授：我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充分的“first-in-class”药物研发条件。袁先生刚才提及的国内外同步开发的模式能够让我们在更早期的阶段交流新药研发经验。在我与制药行业合作的经历来看，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在I期阶段、甚至临床前阶段即参与其中，通过设立跨国顾问委员会来指导I期研究的目标人群，如此可能有更大几率取得成功。如今，我认为中国已经拥有了令人惊叹的、卓越的研究中心，涵盖了结直肠癌基础科学、转化医学、临床医学方方面面，为我们开展伟大的合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中国拥有庞大的患者群体、丰富的生物样本库，这一切自然而然会促成更多的合作。我认为科学是完全开放的，中国政府的政策环境是支持这一点的，我不认为这些交流与合作存在挑战或障碍。
袁泽之 先生：对于我们而言，和黄仍是一个年轻的企业，缺乏足够丰富的全球化开发经验。因此，我们坚持科学、坚持生物学原理、坚持不断学习，并注重全球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的战略是让所有的候选药物找到全球合作伙伴，通过向全球意见领袖学学习，确保创新药物能够沿着正确的路径开发，精准地服务患者。
Heinz-Josef Lenz 教授：我想，我们往往禁锢于自身已有的成功经验。我们总是通过对肿瘤细胞基因测序来进行分析，却不幸忽略了肿瘤微环境以及不同抗肿瘤组合对其的影响。个人认为最新的研发前沿应该是寻找肿瘤微环境中的潜在靶点，并就此探索可能的治疗组合。在此过程中，临床观察不仅能加深我们对肿瘤致癌信号的理解，更能推动我们返溯机制，打破常规思维，开发新的成药靶点。
合作共赢，中国与国际的双向奔赴
《肿瘤瞭望》：CSCO为国际合作搭建了平台，应如何看待CSCO为中外学术与产业交流中提供的独特价值？您对未来中国创新药物开展的跨国临床研究有怎样的期待？
Heinz-Josef Lenz 教授：国际创新药物的合作包括产业界合作与学术界合作。产业界将我们聚在一起，学术界将我们携手共进。需要明确的是，产业界与学术界的新药研发理念是不同的。产业界的新药研发需要看到切实的经济回报，而学术界的新药研发则致力于填补空白，但可能无法满足产业界的经济需求。因此，必须要建立一种可以实现产业界与学术界共赢的共识。如今，中美在产业界的合作已经非常紧密，我想如果在CSCO等学术界的推动下，学术界也能够深入参与其中，促成更多合作，那将是价值非常巨大的。
《肿瘤瞭望》：呋喹替尼的成功出海，为中国创新药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范本。在您看来，未来要增加中国创新药物出海的成功率，需要做好哪些举措？
袁泽之 先生：个人认为依然是合作关系。我们仍在寻求具有专业知识、丰富资源的大型跨国企业开展合作。未来，我们希望与合作伙伴间不仅仅是基于候选药物分子层面的合作，更希望能能够建立一种更长期、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从而在新药研发、临床研究、商业化方面做到互补、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