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可切除头颈部肿瘤，术后同期放化疗曾是延续20年的标准治疗方案。随着免疫治疗的入局，这一固化的治疗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围术期免疫与局部治疗的协同也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在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学术年会期间，法国古斯塔夫・鲁西肿瘤医院陶运淦教授围绕可切除头颈部肿瘤围手术期免疫治疗与局部治疗发表专题报告，系统梳理了领域进展与未来方向。《肿瘤瞭望》借此机会对陶运淦教授进行专访，共同探讨头颈部肿瘤围术期治疗的变革与探索。
编者按：对于可切除头颈部肿瘤，术后同期放化疗曾是延续20年的标准治疗方案。随着免疫治疗的入局，这一固化的治疗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围术期免疫与局部治疗的协同也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在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学术年会期间，法国古斯塔夫・鲁西肿瘤医院陶运淦教授围绕可切除头颈部肿瘤围手术期免疫治疗与局部治疗发表专题报告，系统梳理了领域进展与未来方向。《肿瘤瞭望》借此机会对陶运淦教授进行专访，共同探讨头颈部肿瘤围术期治疗的变革与探索。
《肿瘤瞭望》：您在本次CSCO年会中围绕可切除头颈部肿瘤的围术期免疫治疗与局部治疗作了专题报告。如何评价免疫治疗在头颈部围术期治疗中的地位？它对头颈部肿瘤治疗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陶运淦教授：对于可切除的高危头颈部肿瘤，术后同期放化疗是延续了20年的标准治疗方案。2025年两项全球III期临床试验结果的公布，改变了治疗格局：一项是NIVOPOSTOP GORTEC 2018-01三期临床试验，探索术后同期放化疗联合免疫辅助治疗的研究证实，该方案可显著改善患者无病生存期（DFS）；另一项KEYNOTE-689研究则显示，新辅助阶段启动免疫治疗，术后同期放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放疗后继续予以辅助免疫治疗，可有效延长患者无事件生存期（EFS）。
基于这两项研究证据，目前全球范围内头颈部肿瘤的标准治疗方案正逐步转向免疫治疗联合局部治疗手术、放疗或放化疗的模式。临床应用中，新辅助免疫治疗的使用更为普遍，术后会根据病理报告进一步调整方案，选择同期放化疗联合免疫或同期放疗联合免疫，而放疗结束后通常仍会继续行辅助免疫治疗。当前欧洲、美国的临床实践均已逐步向这一治疗模式过渡。
《肿瘤瞭望》：在可切除头颈部鳞癌的围术期治疗中，免疫治疗与局部治疗的协同是当前的重要方向。您认为这一领域有哪些热点研究方向值得关注？
陶运淦教授：这两项改变临床实践的研究，也为后续的临床探索指明了方向。目前欧美地区新辅助阶段仍以免疫单药为主，但单药的病理缓解率并不理想——病理完全缓解率不足4%，肿瘤主要病理缓解（MPR，即剩余癌细胞占比≤10%）率也仅在10%左右。因此，如何进一步提升病理缓解率、为手术创造更好条件，是当前领域重要的探索方向。
目前，国内研究更多聚焦于术前免疫联合化疗的模式。与此同时，更低毒性的新型药物联合方案也在快速推进，包括靶向EGFR双抗、靶向PD-1双抗等双抗类药物，用于替代基础免疫治疗或在其基础上联用；ADC药物也是重要的探索方向，靶向EGFR、B7-H3等不同靶点、不同载荷的ADC，均可与免疫治疗开展联合探索。此外，肿瘤疫苗、细胞治疗等技术也是未来值得布局的方向。整体来看，当前全球范围内围绕ADC、双抗提升病理缓解率的临床试验开展得较为活跃。
《肿瘤瞭望》：在围术期免疫治疗中，如何筛选获益人群是临床实践中的关键环节。您能否介绍一下当前常用的筛选策略？结合您的临床研究经验，哪些策略在实践中较为可靠？未来在哪些维度上的探索可能有助于更精准地界定获益群体？
陶运淦教授：相较于肺癌、乳腺癌等瘤种，头颈部肿瘤可用的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相对有限。目前临床最常用的筛选指标是PD-L1表达的CPS评分，KEYNOTE-689研究结果显示，CPS评分越高，免疫治疗的获益越显著，其中CPS≥10的人群获益最为突出，而CPS≥1人群的获益也优于CPS<1的人群。基于此，目前欧美批准的新辅助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适用人群限定为CPS≥1的患者。
除PD-L1外，ctDNA是近年来越来越受关注的预测手段，可分别监测新辅助治疗后、手术后及放疗后的ctDNA状态，用于预测治疗疗效并指导后续治疗方案的调整。目前KEYNOTE-689研究的ctDNA相关分析正在进行中，预计明年会公布结果，届时将进一步明确ctDNA在新辅助治疗前的预测价值，以及术后ctDNA残留对放疗、放化疗方案的指导意义。除此之外，免疫组化等多种指标也都在探索当中，共同推动获益人群的精准界定。
《肿瘤瞭望》：从您的观察来看，中国头颈部肿瘤领域的学术研究近年来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变化？您对未来与中国专家的合作有哪些期待或建议？
陶运淦教授：近三五年间，中国头颈部肿瘤领域的临床研究进步非常显著，最核心的驱动力来自本土创新药的快速发展，也由此推动了大量高质量临床试验的开展。
在双抗领域，国内研发的靶向PD-1/EGFR双抗已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可替代PD-1单抗的重要治疗骨架。在ADC领域，中国的研发进度同样处于全球第一梯队：靶向EGFR ADC已在鼻咽癌适应症获批；就在上周的世界肺癌大会上，两款靶向B7-H3 ADC在小细胞肺癌领域取得突破；此外，靶向EGFR/HER3双抗ADC也在乳腺癌乃至三阴性乳腺癌、食管癌中相继取得阳性结果。
这些本土创新药物也推动了国内开展大量学术研究，探索新药如何与手术、放疗、化疗进一步联合，产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中国研究数据。我也期待未来能够结合法国乃至欧洲的研究经验，与中国优秀的专家团队、创新药企业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头颈部肿瘤研究的进步。
陶运淦 教授
古斯塔夫・鲁西研究所放射肿瘤科头颈/皮肤科/内分泌首席专家
法国头颈部肿瘤放疗协作（GORTEC）候任主席、董事会成员及科学委员会成员
2025年欧洲医学瘤学会（ESMO）亚洲大会科学委员会头颈部肿瘤专题联合主席（代表欧洲）
国际头颈部肿瘤创新方法大会（ICHNO）ESMO主席
法国头颈部肿瘤协作组科学委员会成员
Unicancer头颈部肿瘤组放射肿瘤专家
头颈部肿瘤国际协作组（HNCIG）董事会成员（代表法国协作组/GORTEC）
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头颈部肿瘤组活跃成员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鼻咽癌项目专家小组成员
多项国际/欧洲及法国国家级临床II/III期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或共同主要研究者，包括GORTEC 2007-01，PembroRad，DEBIO-1143-201，REACH，Nivo-Postop等研究。
在NEJM, Lancet Oncol, JCO, Annals Oncol, Nature review Clinical Oncol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包括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或主要贡献者）。
担任NEJM,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Nature, Lancet Oncol, JCO, Annals Oncol等主要期刊的审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