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日~3日，国际妇科肿瘤学会（IGCS）全球年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本届大会上，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刘继红教授团队有两项研究从全球投稿中脱颖而出，同时入选Plenary全体大会口头报告——这是IGCS学术层级最高的报告形式；刘继红教授本人亦受邀担任本届大会学术委员会成员。两项入选研究，一项为FIND研究，探索以新辅助化疗联合个体化降阶手术，将保留生育功能的适应证扩展至IB3和IIA2期宫颈癌；另一项为PHENIX-Ⅱ随机对照试验，挑战"前哨淋巴结阳性仍进行盆腔淋巴结清扫是否获益"的临床问题。二者共同指向同一国际趋势——在保障肿瘤学安全的前提下手术做"减法"，让患者活得更长，也活得更好。值此大会之际，肿瘤瞭望专访刘继红教授，就两项研究的设计初衷、数据解读及未来方向分享其思考。
编者按：2026年10月1日~3日，国际妇科肿瘤学会（IGCS）全球年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本届大会上，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刘继红教授团队有两项研究从全球投稿中脱颖而出，同时入选Plenary全体大会口头报告——这是IGCS学术层级最高的报告形式；刘继红教授本人亦受邀担任本届大会学术委员会成员。两项入选研究，一项为FIND研究，探索以新辅助化疗联合个体化降阶手术，将保留生育功能的适应证扩展至IB3和IIA2期宫颈癌；另一项为PHENIX-Ⅱ随机对照试验，挑战"前哨淋巴结阳性仍进行盆腔淋巴结清扫是否获益"的临床问题。二者共同指向同一国际趋势——在保障肿瘤学安全的前提下手术做"减法"，让患者活得更长，也活得更好。值此大会之际，肿瘤瞭望专访刘继红教授，就两项研究的设计初衷、数据解读及未来方向分享其思考。
《肿瘤瞭望》：今年您带领团队以两项Plenary口头报告登上IGCS主会场，同时还是本届学术委员会的中国专家。从“做研究被国际听到”到“参与设计国际会议学术议程”，这一身份转换对您和中国妇瘤学界意味着什么？
刘继红教授：今年我们团队有两项研究被选作大会Plenary报告，我们感到十分荣幸。我留意了一下，这大概也是这次会议仅有的两项来自中国的全体大会报告。
至于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我已经参与过好几届IGCS大会的前期工作。最大的收获是学习。国际会议的议程设计非常严谨，一般提前一年即开始筹划，并非自由投稿、自主选题，而是按板块组织，每个板块有明确主题，每一届还会在上一届基础上做出调整。这些做法我们会借鉴到国内的妇瘤会议中。当然，参与其中也让我有更多机会与国际同行交流——IGCS学术委员会平时主要通过邮件和线上讨论，通常会借ASCO年会期间安排一次面对面的讨论。今年我没有参加ASCO大会，也就错过了这次线下讨论。
总的来说，能够参与国际学术议程的设计，也体现了国际妇瘤界对中国学者的认可。
《肿瘤瞭望》：传统保留生育手术主要面向早期肿瘤很小的患者。FIND研究把适应证扩展到IB3和IIA2期，核心思路是“先新辅助化疗、再按治疗反应选择手术范围”。请您用一句话向同行和患者解释：这一策略最核心的临床价值是什么？
刘继红教授：FIND研究我们历时近十年，是一项前瞻性、个体化的保留生育功能研究，并非随机对照试验。这项研究的设计，源于临床实践中提出的实际问题。
这些年临床上越来越多的宫颈癌患者确诊时还很年轻，多在二三十岁，其中不少尚未结婚、尚未生育，有强烈的生育愿望；即便不考虑生育，能够保留器官和生理功能，对年轻女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保留生育手术——根治性宫颈切除联合淋巴结清扫——虽然保留了子宫体，但真正获得活产的比例并不高，部分患者难以受孕，即便妊娠也常发生流产、早产。此外，传统指征限制较为严格，肿瘤直径通常要求在2 cm以内，并需满足一系列附加条件。临床上我们经常遇到肿瘤已达3~4 cm的患者，勉强实施保留生育手术，常因切缘阳性或淋巴结阳性而最终无法保留。
基于此，我为FIND研究设定了两个目标：其一，让本已符合保育指征的患者接受范围更小的手术，以改善妊娠结局；其二，让原本不符合保育指征的患者通过术前治疗创造条件，争取获得保留生育的机会。具体怎么做？当时免疫治疗尚未普及，我们选择以铂类为基础的新辅助化疗，先通过化疗使肿瘤缩小“降分期”——严格意义上讲，宫颈癌治疗后不能更改分期，这里所谓的“降分期”是加引号的——再依据治疗反应决定术式：完全缓解者行宫颈锥切，残留病灶≤2 cm者行单纯宫颈切除，2~4 cm者才做根治性宫颈切除。
若用一句话概括这一策略的核心价值，我想就是：依靠肿瘤系统治疗的进步，践行肿瘤外科的降阶梯治疗。如今药物治疗发展迅速，免疫治疗也已广泛应用，新辅助治疗的疗效较十年前本研究设计之时已有明显提升，这一“降阶梯”的空间只会进一步扩大。
《肿瘤瞭望》：FIND数据显示，根治性宫颈切除术（RT）术后活产为0，而创伤更小的锥切（CON）和单纯宫颈切除（ST）带来了更多活产。这一结果会如何改变您团队未来的术式选择？LVSI阳性这一高危因素，又将如何影响后续患者筛选？
刘继红教授：您提到的这一现象确实在我们的研究数据中有所体现——根治性宫颈切除组活产数为零，而创伤更小的锥切和单纯宫颈切除组获得了更多活产。但需要客观指出：本研究并非随机对照设计，最终完成保留生育手术的患者仅80例，样本量有限，尚不能据此断言根治性宫颈切除的妊娠结局一定更差。不过从理论上讲，手术创伤越小，妊娠结局越好，我们的数据在方向上与之一致，只是证据级别有限。
未来术式选择上，我们会更积极地优选创伤更小的方式。符合单纯宫颈切除指征者，不再常规实施根治性宫颈切除；结合国际上已发表的ConCerv研究和SHAPE研究结果，部分低危患者完全可以走单纯宫颈切除的路径，这样保留下来的子宫才能更好地实现生育功能，使患者获得健康的子代。
至于LVSI（淋巴脉管间隙浸润）阳性，这是本研究中发现的唯一与不良预后显著相关的因素。后续我们将围绕这一因素做进一步设计：若在活检或锥切阶段即发现LVSI阳性，可能考虑增加新辅助化疗疗程数；在免疫治疗可及的背景下，这类患者是否需要联合免疫治疗，我们计划在临床研究中加以探索。另有部分患者在术后病理中才发现LVSI阳性，对此类患者术后辅助化疗是否需要延长疗程、是否联合免疫治疗，也将是后续的研究方向。
《肿瘤瞭望》：PHENIX-I回答了“前哨阴性可以不扫”，PHENIX-II进一步回答“前哨阳性也不必常规补扫”——清扫组并发症更高、生存却没有获益。您判断这一结果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写现行指南和日常手术流程？术中冰冻病理这一沿用多年的环节，是否真的可以退场？
刘继红教授：PHENIX-I和PHENIX-II同属一个研究项目下的两个队列，均启动于十年前。坦白讲，启动PHENIX-II时我并未抱很高的预期：术中冰冻前哨淋巴结，大多数为阴性，阳性仅占少数。当时的想法是，这些前哨阳性的病例不应被浪费，可在此基础上开展随机对照，回答阳性患者补充清扫与不清扫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实际入组远比预期困难。PHENIX-I入组前哨阴性患者，入组顺利；PHENIX-II针对阳性病例，本身数量有限，无法按计划完成入组。加之那些年国际指南的趋势在变化——欧美国家越来越推荐，术中如果发现淋巴结转移即终止手术，转为同期放化疗。此外，研究进行到第五、六年时，我们在数字上已经观察到清扫组复发更多，但由于样本数教少，不足以构成统计学结论，但数字趋势是明确的：3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前哨活检组为97.1%，清扫组为74.3%；淋巴水肿、淋巴囊肿、感觉异常、静脉血栓等并发症，清扫组约为活检组的3–4倍。研究因此提前中止入组，原计划250例，最终仅入组70例，两组各35例，基线特征较为均衡。
尽管仅70例，结果仍值得重视：两组无病生存未见统计学差异，数值上清扫组反而更差，尤其是肿瘤特异性生存曲线，两组分离较为明显。但样本量过小，我们不足以据此得出更强的结论。
综合PHENIX-I与PHENIX-II两项研究，我的判断是：只要前哨淋巴结双侧成功显影，术中其实不必急于明确其是否阳性或阴性——因为术后是否需要放疗，本就依据最终石蜡病理决定。那么，术中常规冰冻病理是否可以完全退出？我认为还为时尚早。术中冰冻并非100%准确，且仍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前哨淋巴结阳性时子宫是否还需切除？欧美国家基本是淋巴结阳性即中止手术、转为同期放化疗；但在亚洲、在中国，患者较难接受不做手术，特别是已经上了手术台的情况下，多数病患及家属仍强烈要求切除原发灶。这一问题有待后续的研究去回答。
《肿瘤瞭望》：从FIND到PHENIX-II，您团队的研究主线始终是“在安全前提下做减法”。下一步最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回答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对有志于临床研究的中国年轻妇科肿瘤医生，您最想分享的一句话是什么？
刘继红教授：下一步我们最希望回答的问题，仍然是降阶梯手术的边界可以推进到何处。
在宫颈癌方向，PHENIX-3即将启动。我们将从早期宫颈癌中进一步筛选低危患者——正如ConCerv研究和SHAPE研究所做的那样——开展随机对照：一组行前哨淋巴结活检，另一组则不做任何手术切除淋巴结评估，完全依靠术前影像学和术中探查判断。我们希望明确，对这类低危患者，是否可以安全地省略手术切除淋巴结评估，生存结局是否不劣于接受手术评估的患者。若答案是肯定的，将进一步减少手术创伤。
在卵巢癌方向，我们有一项针对早期卵巢癌的LOVE研究，比较系统淋巴结清扫与不做淋巴结清扫的生存结局，目前已入组500余例。以我个人的临床经验，结合本中心的回顾性研究数据，以及国际上同类回顾性研究，均未观察到淋巴结清扫能为早期卵巢癌患者带来生存获益。2019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发表一项研究，显示对临床无可疑淋巴结转移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清扫与不清扫两组无生存差异。我们期待LOVE研究完成后，能为早期卵巢癌手术改良提供高级别的循证证据。
您可能注意到，我长期关注淋巴结问题。中国医生手术精湛，清扫也常作为各种会议的手术演示亮点，但淋巴结本身是免疫器官，基础研究证实，抗肿瘤的杀伤性T淋巴细胞正是在前哨淋巴结中被激活的。将正常淋巴结全部切除，可能对患者的抗肿瘤免疫产生不利影响——这或许可以解释PHENIX-I和PHENIX-II中，活检组总生存反而优于清扫组的现象。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不少肿瘤学者都指出，肿瘤治疗的未来最终寄望于药物。妇科肿瘤已有先例：妊娠滋养细胞肿瘤就是以化疗为主要治愈手段。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肿瘤走向这一方向。
对有志于临床研究的年轻妇科肿瘤医生，我最想分享的一句话是：保持临床医生的专业精神，切忌急功近利。我们应当从真实的临床问题出发，去做真正有临床价值的临床研究。
专家简介
刘继红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妇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首席专家
中国抗癌协会子宫体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CSGO）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质控中心宫颈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阴道镜和宫颈病理学分会（CSCCP）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放射性肠损伤研究协作组第一届委员会执行组长
广东省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 主任委员兼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 名誉主任委员、妇科肿瘤学组组长
广东省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南方肿瘤临床研究协会妇科肿瘤分子诊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粤港澳大湾区妇产科医师联盟副主任
广东省医师协会妇科肿瘤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