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晚期宫颈癌目前仍以同步放化疗作为标准治疗。对于肿瘤负荷较大、局部侵犯明显或伴淋巴结转移的高危患者，如何在治疗早期尽快降低肿瘤负荷，并为后续根治性治疗创造条件，是临床持续面对的问题。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上，一项前瞻性、单臂探索性研究公布了QL1706联合化疗用于局部晚期宫颈癌新辅助治疗的阶段性结果。
编者按：局部晚期宫颈癌目前仍以同步放化疗作为标准治疗。对于肿瘤负荷较大、局部侵犯明显或伴淋巴结转移的高危患者，如何在治疗早期尽快降低肿瘤负荷，并为后续根治性治疗创造条件，是临床持续面对的问题。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上，一项前瞻性、单臂探索性研究公布了QL1706联合化疗用于局部晚期宫颈癌新辅助治疗的阶段性结果。
截至2026年10月，研究已入组20例患者，其中14例完成手术。已完成手术患者中，III期和IV期的患者占50%以上，鳞癌占92.9%；客观缓解率（ORR）为100%，病理学缓解率为78.6%，其中病理完全缓解（pCR）率为35.7%，主要病理缓解（MPR）率为42.9%，R0切除率为93%。目前可评估患者的1年无事件生存（EFS）率为100%，但相关生存数据的可评估病例仅3例，仍需更长时间随访。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盛巍教授接受《肿瘤瞭望》采访，解释了把免疫治疗放到新辅助阶段的临床依据，并谈到患者筛选、毒性管理和手术衔接中的关键问题。
《肿瘤瞭望》：局部晚期宫颈癌目前仍以同步放化疗为标准治疗。对于肿瘤负荷较高、局部侵犯明显或伴淋巴结转移的患者，QL1706联合化疗的新辅助探索带来了哪些临床思考？
盛巍 教授：局部晚期宫颈癌的标准治疗仍然是同步放化疗，这是临床决策的基础。实际工作中，有些患者的肿瘤体积较大、局部侵犯明显，或者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即使完成标准治疗，后续复发和转移风险仍然较高。对这部分患者来说，治疗早期能否先把肿瘤负荷降下来，为后续根治性治疗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过去，单纯新辅助化疗在局部晚期宫颈癌中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长期生存获益也存在争议。因此，新辅助治疗不能简单理解为对同步放化疗的替代。此次研究的思路，是在化疗基础上加入QL1706，把免疫治疗放到手术前，观察联合方案能否带来更充分的肿瘤退缩和病理缓解，并在治疗后重新评估手术机会。
从阶段性结果看，截至2026年10月，研究入组20例，14例已完成手术。已完成手术患者中，III期和IV期的患者占50%以上，鳞癌占92.9%；ORR为100%，病理学缓解率为78.6%，其中pCR率为35.7%，MPR率为42.9%，R0切除率为93%。1年EFS率目前为100%，但可评估病例仅3例，这一结果仍需要随访积累来验证。
这组数据说明，部分局部晚期患者经过新辅助联合治疗后，可能获得手术评估机会，也说明把免疫治疗放到新辅助阶段仍需更多证据验证。但这是一项样本量有限的单臂探索性研究，不能据此改变现行标准治疗。下一步要看病理缓解能否对应更稳定的无事件生存和长期生存获益，也要看哪些患者更可能从这条治疗路径中获益。
《肿瘤瞭望》：QL1706同时作用于PD-1和CTLA-4两个免疫检查点。将这类双功能抗体与化疗联合用于新辅助阶段，为什么可能带来更深的病理缓解？
盛巍 教授：宫颈癌与HPV感染密切相关，肿瘤本身具有一定免疫原性，这为免疫治疗向前线和围手术期拓展提供了基础。新辅助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原发肿瘤尚未切除，体内仍有相对完整的肿瘤抗原。化疗可以直接杀伤肿瘤细胞，促进抗原释放；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免疫治疗，理论上更有机会调动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
QL1706的药物特点，是在同一个分子中同时作用于PD-1和CTLA-4两个免疫检查点。PD-1通路更多涉及已经激活的效应T细胞功能，CTLA-4则参与T细胞启动和免疫调节。把两个通路放在同一分子中，再与化疗联合，研究关注的是肿瘤退缩、抗原释放和免疫激活之间能否形成更好的配合。
这项探索有既往研究基础。DUBHE-C系列研究在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中观察到QL1706的抗肿瘤活性和可管理的安全性，二线及以上治疗中的ORR为33.3%、DCR为65.3%，一线探索也显示出较高的缓解率。此次在局部晚期和新辅助阶段开展研究，重点是验证既往晚期治疗信号在更早治疗阶段是否成立。
但围手术期治疗不能只看机制和影像缓解。临床还要回答三个问题：病理缓解是否足够扎实，患者能否顺利完成手术或回到同步放化疗路径，毒性是否会影响后续治疗。后续结合PD-L1表达、HPV状态、病理类型和免疫微环境等因素进行分析，可能有助于筛选更适合这类方案的患者。现阶段，这些仍是研究问题，机制上的可能性不能直接等同于确定的临床获益。
《肿瘤瞭望》：这类“化疗＋双功能抗体”方案用于围手术期治疗，对患者筛选、毒性监测和手术衔接提出了更高要求。临床实践中，哪些环节需要提前把关？
盛巍 教授：围手术期治疗最需要避免的情况，是前期治疗做得很积极，后面的手术或放疗却接不上。因此，第一步是把患者选准。并不是所有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都适合走“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再手术”的路径。治疗前要评估肿瘤范围、盆腔侵犯程度、淋巴结状态、体能状态、合并症和器官功能，同时判断患者经过新辅助治疗后是否存在手术机会。这个判断最好由妇瘤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和影像科在治疗开始前共同完成。
治疗过程中，要同时盯住化疗相关毒性和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化疗方面需要关注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以及肝肾功能变化；免疫治疗方面则要注意肝功能异常、内分泌异常、皮疹和其他免疫相关不良反应。PPT更新数据显示，在14例患者中，3例发生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为21.4%；1例发生3级肝功能异常，经处理后恢复。截至2026年10月，未发生治疗相关死亡、治疗延迟或围手术期并发症。
这些结果说明，现阶段方案的耐受性总体可以接受，但也提醒我们，骨髓抑制和肝功能异常不能等到影响手术节奏时才处理。每个周期都要结合血常规、肝肾功能、症状和体能状态进行判断，必要时及时调整支持治疗和后续给药安排。
最后是手术衔接。新辅助治疗后不能只看影像缩小，还要结合妇科查体、影像评估以及必要的病理信息，判断患者是否具备根治性手术条件。如果达不到手术条件，也要及时回到同步放化疗等标准路径。对这类新模式来说，治疗强度本身不是唯一目标，关键是治疗前把目标定清楚，治疗中把毒性管住，治疗后把手术或放疗接上。阶段性病理缓解和R0切除结果只有与后续治疗和随访结果结合，才可能对应患者的长期获益。
盛巍 教授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山东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山东省肿瘤微创和个体化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华医师协会山东省肿瘤放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放射肿瘤学分会委员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