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发病率与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之一，多数患者初诊时已处于中晚期，丧失了直接手术根治的机会。在此背景下，以“转化治疗”为核心的综合策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通过多学科协作将不可切除肝癌转化为可切除，极大地拓展了外科治疗的边界，为改善患者长期生存带来了革命性意义。
编者按：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发病率与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之一，多数患者初诊时已处于中晚期，丧失了直接手术根治的机会。在此背景下，以“转化治疗”为核心的综合策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通过多学科协作将不可切除肝癌转化为可切除，极大地拓展了外科治疗的边界，为改善患者长期生存带来了革命性意义。
近日，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孙惠川教授担任通讯作者、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毕新宇教授担任第一作者的重磅研究《Physicians' perceptions of HCC conversion/downstaging therapy: a nationwide survey among tertiary hospital physicians in China》正式发表。该研究依托大样本量数据，首次全景式描绘了我国肝癌转化治疗的真实世界图景，填补了长期以来缺乏全国性循证依据的空白。基于此，《肿瘤瞭望》特邀两位教授授结合该研究成果，深度解析中国肝癌转化治疗的现状与未来，助力临床医生在复杂的病情中做出最优决策。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4178-026-00256-x
多重因素共振，催化转化治疗“中国爆发期”
《肿瘤瞭望》：转化治疗这个概念在肝癌领域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但近年才真正进入“爆发期”。能否请您回顾一下，转化治疗理念的起源和核心内涵是什么？在中国当前的肝癌治疗格局中，它扮演着一个怎样不可替代的角色？
孙惠川 教授：近年来，转化治疗在临床上的应用广度与患者接受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背后主要有几层原因：
首先，是我国肝癌的流行病学现状。尽管近年来早诊早筛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中晚期肝癌在首诊患者中的占比依然居高不下——既往数据显示约为三分之二，即便近十年有所改善，仍有约半数患者在初诊时已处于中晚期。这是转化治疗迫切需求的现实基础。
其次，治疗手段与临床经验的双重积累。一方面，系统治疗药物日益丰富；另一方面，无论是内科医生对系统治疗的把控，还是专家团队在“局部联合系统”治疗模式上的探索，都已日趋成熟。加之对不良反应的识别与管理更加规范，这种综合治疗模式在中晚期患者中的普及速度非常快。
第三，外科理念的革新。外科医生逐渐明确了系统治疗或联合治疗后手术时机的选择标准，并在评估手术安全性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这三个维度的进步，共同推动了转化治疗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当然，最核心的驱动力依然是疗效的提升。很多以往被认为失去手术机会的中晚期患者，经过转化治疗后获得了根治机会，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正是这些看得见的患者获益，让转化治疗迅速深入人心。
不过，转化治疗的价值绝不仅限于表面的生存率提升。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极大地刷新了我们对肝癌这一疾病的认知：既让我们更透彻地理解了局部治疗与系统治疗各自的优劣势及适用场景，也加深了对肿瘤生物学行为、尤其是肝病背景对治疗影响的洞察。虽然这些新认识尚未彻底改变现有的诊疗指南，但它们正在酝酿着未来的变革。我很期待，在未来的两三年到四年间，肝癌领域将迎来重大理念突破，而中国专家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度与贡献度极高，相信下一轮的国际重磅进展，将来自中国学者的声音。
多维评估锚定获益人群：转化治疗适应证的筛选逻辑
《肿瘤瞭望》：本次在中国官方杂志HIO新发表的文章首次通过调研量化了医生转化治疗决策的核心参考因素。请您谈谈哪些因素在肝癌转化治疗策略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孙惠川 教授：患者的筛选是决定转化治疗成败的关键前置环节。结合本次调研数据显示，我们主要依据三大核心要素进行综合研判：
第一是肿瘤生物学行为，尤其是大血管侵犯的情况。我们的调研显示，对于合并肉眼可见大血管侵犯——特别是门静脉癌栓的患者，即便从技术层面评估肿瘤可切除、且患者体能状态允许，绝大多数专家仍达成共识：此类患者不应首选直接手术。门静脉癌栓的存在，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提示我们应优先将其纳入转化治疗的临床路径。
第二是剩余肝体积（FLR）的评估。若预期切除后剩余肝体积不足，无法保障围手术期的安全，外科切除便无从谈起。因此，FLR是否达标，是我们考量手术可行性的物理基础。
第三是肝脏功能储备，我们常参考Child-Pugh评分。转化治疗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患者不仅要耐受序贯性的系统治疗和反复局部治疗，最终还需承受大范围肝切除的打击。这对残肝功能提出了极高的挑战。因此，在做临床决策前我们必须审慎评估患者的基线肝功能。若储备不足，我们可能需要调整策略，比如降低初始治疗强度，或延长治疗周期，待肝功能改善后再评估手术可能性。
综上所述，本次调研也印证了我们的临床经验：门静脉癌栓的范围、剩余肝体积以及基线肝功能状态，构成了筛选转化治疗适应人群的三大核心支柱。只有严格把控这三道关口，才能确保患者在转化治疗中真正获益。
局部联合系统治疗的科学内核与里程碑证据
《肿瘤瞭望》：该调研数据显示，临床约51%的CNLC I b-IIIa期肝癌患者接受了以转化/降期为目的的治疗， 73%的医生倾向选择局部联合系统治疗，其中“TACE+仑伐替尼+免疫”应用率最高。请您结合我国的肝癌临床特征，分享这种联合模式为何能成为主流？
毕新宇 教授：这恰恰反映了当前肝癌治疗“局部联合系统”的主流趋势。73%的选择率，说明临床医生对这一模式的认可度极高。这既是基于对“TACE+靶免”协同增效机制的深刻理解，也是得益于近年来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
首先，在系统治疗端，“免疫+抗血管生成”已成为中晚期肝癌的基石方案。抗血管生成药物能使肿瘤血管“正常化”，改善免疫微环境，从而倍增免疫治疗的疗效。而仑伐替尼不仅强效抑制VEGFR，还对FGFR等关键靶点具有抑制作用，能进一步激活抗肿瘤免疫，增强PD-1抑制剂的活性。
其次，在局部治疗端，TACE并非单纯的“物理封堵”。它通过栓塞肿瘤血管诱导细胞缺氧坏死，但这同时也伴随着VEGF等细胞因子的“反跳性”升高，刺激残余肿瘤血管生成。此时，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正好“有的放矢”，从机制上阻断了这一代偿性增殖通路。此外，TACE导致的肿瘤细胞坏死会释放大量肿瘤新抗原，这就为免疫治疗提供了更多的“靶标”，进一步放大了免疫应答。
因此，“TACE+仑伐替尼+免疫”这一组合，在理论上实现了“阻断代偿+释放抗原+激活免疫”的协同增效。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理论推演已被顶级循证医学证据所证实。2025年公布的LEAP-012这项III期临床研究堪称里程碑，它在中国人群中的数据显示：TACE联合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的客观缓解率（ORR）高达53.3%（RECIST 1.1），并降低了42%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与此同时，EMERALD-1、EMERALD-3以及TALENTACE等一系列研究也相继佐证，局部联合靶免治疗能显著提升ORR，延长PFS。这也正是为何该模式能在本次调研中获得超七成医生青睐的根本原因。
高ORR：转化治疗成功的关键引擎
《肿瘤瞭望》：文章指出，ORR是83%医生选择方案时的首要考量因素，请您分享一下ORR在转化治疗中的价值。
毕新宇 教授：转化治疗的核心目标，是将初始不可切除的肝癌转化为可切除状态。而在众多制约手术的因素中，FLR不足往往是最关键的“瓶颈”。因此，我们的转化策略必须聚焦于“缩瘤”与“增肝”——即通过高效的治疗方案最大限度地缩小肿瘤负荷，同时促进预留肝脏的代偿性增生，从而创造手术机会。这就决定了ORR是我们评估转化方案价值的首要指标。高ORR直接意味着更多的肿瘤能够获得降期或缩瘤，进而转化为手术切除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在临床实践中，我们会倾向于选择ORR表现卓越的方案。
以仑伐替尼为例，其单药ORR可达18.8%，在目前已获批的TKI类药物中位居前列。而以仑伐替尼为基石的联合方案，更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ORR的显著提升。这意味着将有更高比例的患者获得肿瘤降期和缩瘤，从而为我们实施转化切除提供坚实的信心与底气。因此，ORR不仅是疗效的“试金石”，更是我们开启转化治疗之门的“金钥匙”。
以调研之“镜”照临床之实：转化治疗的现实意义与新命题
《肿瘤瞭望》：您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一调查结果是否与目前我国最新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以及相关的中国专家共识上达成了高度契合？
孙惠川 教授：本次调研非常直观地展现了我国肝癌诊疗的现状。首先令人欣喜的是，它反映出无论地域或层级，临床医生对转化治疗的核心认知已高度趋同。超过80%的受访专家在多数议题上观点一致，这与《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专家组的意见形成了强有力的互证。可以说，这份调研数据不仅是对当前临床实践的客观描摹，更是对新版指南落地执行情况的生动注脚。
然而，共识之外，调研也揭示了诸多尚存争议与模糊地带，这同样极具价值。
其一，是临床决策的异质性问题。目前的转化治疗路径尚难以实现“一刀切”。我们发现，病因学的差异对治疗选择影响显著，同时，患者的年龄、全身机能状态等基线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是否适合进入转化路径。这导致我们在面对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患者时，治疗方案必然存在个体化差异。
其二，是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的缺失。特别是在转化治疗获得缓解后，关于手术介入的最佳时机、乃至手术的必要性，目前仍存在较多争议。这些关键临床痛点，在既往的研究中缺乏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数据支持，尚未形成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
因此，我认为这份调研的意义不仅在于“求同”，更在于“存异”。它精准地映射出真实世界临床实践中那些悬而未决的难题，也倒逼我们必须去设计、开展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逐一攻克这些难点。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持续提升全行业对转化治疗的认知水平，推动诊疗策略的不断优化。
成效卓著，未来可期：中国转化治疗的启示
《肿瘤瞭望》：请您谈谈此项调研对于我们有哪些启示？展望未来，在转化治疗领域还有哪些临床优化和科研探索方向？
毕新宇 教授：本次调研真实描绘了中国肝癌转化降期治疗的现状。在我国中晚期肝癌高发的背景下，经过数年探索，我国的转化治疗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在真实世界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数据显示，36%的患者成功获得了转化切除，患者的总体生存有了显著提高。这无疑将为助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癌症防治目标的实现贡献重要力量。
面向未来，优化转化降期治疗仍任重道远。我们既要兼顾疗效与安全性，致力于将降期手术的短期成功切实转化为患者总生存期的延长，也要避免“一刀切”，依据患者对靶免治疗的敏感性，精准权衡是否联合TACE、放疗等局部手段。同时，依托分子标志物与影像组学筛选获益人群，并进一步规范围术期管理，在探索最佳手术时机与“观察等待”策略适用边界的基础上，明确术后辅助或维持治疗的必要性，这将是未来攻关的核心方向。
孙惠川 教授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胆肿瘤与肝脏移植外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肝癌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肝脏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才
国家卫生健康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2019、《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2024版撰写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毕新宇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肝胆外科副主任（主持工作）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学组委员
首都医科大学肝癌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肝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北京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肝脏学组委员，秘书长
中国医促会肝脏肿瘤学分会常务委员
北京抗癌协会肝胆胰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肿瘤外科医师委员会委员
作为主要成员承担国家及省部级课题6项，其中“863”课题2项，国家重大专项课题2项，北京市课题2项；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SCI论文40余篇。参编论著6部，其中2部任副主编，参译译著1部；获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一项，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