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2日至15日，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世界肺癌大会（WCLC）在韩国首尔举行。作为全球胸部肿瘤领域的重要学术平台，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免疫治疗、抗体偶联药物（ADC）、双特异性/多特异性抗体以及驱动基因阳性肺癌后线治疗等多方向进展。
编者按：2026年9月12日至15日，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世界肺癌大会（WCLC）在韩国首尔举行。作为全球胸部肿瘤领域的重要学术平台，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免疫治疗、抗体偶联药物（ADC）、双特异性/多特异性抗体以及驱动基因阳性肺癌后线治疗等多方向进展。
大会期间，《肿瘤瞭望》特邀叶兰教授、史美祺教授进行圆桌对话。两位专家围绕WCLC热点研究、中国创新药物研发、III期不可切除NSCLC转化治疗以及免疫耐药后治疗策略展开讨论。
大会热点
本届WCLC大会上，双特异性抗体、多特异性抗体以及ADC药物集中亮相，显示肺癌药物研发正在从单一靶点、单一机制，走向多靶点、多机制协同。无论是复发性小细胞肺癌后线治疗，还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后的接续治疗，临床都在寻找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在叶兰教授看来，双抗和多抗的关键不在于靶点数量，而在于能否通过合理组合改善既往治疗后的耐药问题。例如PD-1/VEGF、PD-L1/4-1BB、EGFR/c-MET等双抗，以及PD-1/VEGF/CTLA-4等多特异性抗体，正在尝试从免疫调节、抗血管生成和肿瘤细胞靶向等不同方向形成协同。她同时强调，早期研究中的缓解信号还需要更大样本、随机对照和长期随访来检验，临床判断不能只看一个ORR数字。
中国方案
Dynamic-duo研究 探索III期不可切除NSCLC转化治疗
本届大会上，史美祺教授报告的Dynamic-duo研究同样受到关注。与单纯讨论某一药物的缓解率不同，这项研究更像是在回答一个临床路径问题：对于经MDT综合评估为不可切除的III期NSCLC患者，能否先通过有效诱导治疗降低肿瘤负荷，再由MDT重新判断手术或根治性放疗路径。所谓不可切除，并不只是影像上“病灶大”，还涉及肿瘤侵犯范围、纵隔淋巴结负荷、手术安全性以及根治性放疗可行性等因素。研究采用艾托组合抗体（QL1706）联合紫杉醇聚合物胶束（pm-Pac）及铂类方案作为诱导治疗，聚焦EGFR/ALK/ROS1阴性人群。
史美祺教授在圆桌讨论中强调，III期不可切除NSCLC的难点不只在于药物选择，还在于治疗路径如何动态调整。PACIFIC模式已经奠定标准治疗基础，但在真实临床中，医生仍会思考：一部分患者能否在系统治疗后获得重新评估局部根治的机会；而对于仍不适合手术的患者，能否以更低肿瘤负荷进入根治性放疗。
这种思路在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临床中III期患者构成复杂，不同中心对手术、放疗和系统治疗衔接的经验也不同。Dynamic-duo把诱导治疗后的MDT评估写入研究流程，实际上是把“能不能转化、怎样转化、不能手术时如何进入根治性放疗”这些临床问题前置到研究设计里，而不是只在研究结束后做解释。
从数据到决策 MDT如何选择下一步
根据大会报告数据，Dynamic-duo研究共入组33例患者。诱导治疗后，ORR为87.9%，DCR为93.9%；31例可评估患者中，20例靶病灶较基线缩小超过50%，中位最佳退缩幅度为-59.3%。在圆桌讨论中，史美祺教授更看重这些数据背后的决策意义：如果诱导阶段就能看到较深退缩，MDT就有机会在较早时间点重新评估局部治疗，而不是沿着初始不可切除判断一路走到底。
从转化治疗角度看，33例患者中有11例经诱导治疗后由MDT评估转化为可手术，手术转化率为33.3%，且11例手术患者均达到R0切除。病理缓解方面，6例达到pCR，pCR率为54.5%；另有2例达到MPR但未达到pCR，pCR/MPR合计为72.7%。在接受手术的患者中，基线N1-N3阳性淋巴结术后均达到ypN0状态。史美祺教授认为，这组结果最值得讨论的地方，是影像退缩、病理缓解和淋巴结降期能否共同帮助医生判断“下一步该手术，还是该进入根治性放疗”。
对于这组数据，圆桌讨论也特别强调了边界。Dynamic-duo目前仍处于II期单臂研究阶段，样本量和随访时间有限，现阶段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路径探索，而不是对现有标准治疗的替代。本次报告中位EFS尚未达到，6个月EFS率为84.2%。对于诱导治疗策略而言，疗效之外还要持续观察血液学毒性、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以及围手术期安全性，这些因素将直接影响其后续推广价值。下一步还需要继续回答：转化手术标准如何统一，放疗路径患者如何衔接后续治疗，不同局部治疗选择能否带来稳定的长期获益。
免疫耐药
围绕免疫治疗耐药这一临床难题，叶兰教授提出，PD-L1表达与免疫疗效相关，但单一指标难以解释所有患者的治疗反应。临床上可以看到，有些PD-L1高表达患者疗效并不理想，也有患者虽然获得肿瘤控制，却伴随较重免疫相关不良反应。这说明免疫治疗的选择不能只看肿瘤细胞上的一个指标，还要关注免疫细胞状态、肿瘤微环境以及患者整体免疫反应。
叶兰教授认为，免疫治疗下一步需要更细地识别患者差异。例如，免疫细胞能否进入肿瘤组织，进入后是否处于有效杀伤状态，肿瘤微环境中是否存在抑制性因素，都会影响疗效。对于免疫耐药或免疫反应较弱的患者，未来或许需要通过免疫调节药物、免疫增强策略或其他联合方式，重新建立抗肿瘤免疫反应。
史美祺教授也提到，免疫联合化疗后进展的晚期NSCLC仍缺乏证据级别足够高、能够广泛指导临床的成熟方案。新型双抗、多特异性抗体、ADC以及与标准二线治疗头对头比较的研究正在推进。未来只有把不同耐药机制和治疗人群分得更清楚，后线治疗策略才可能更好地落到临床决策中。
未来展望
对于ADC药物的快速发展，叶兰教授认为，多个靶点和多款药物的出现为临床带来了更多选择，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当多个ADC都显示出一定疗效信号时，如何选择更适合的患者和更合适的药物？一些ADC药物不依赖严格生物标志物筛选，这有利于扩大适用人群，但也会让临床选择变得更复杂。未来能够在疗效、安全性、耐药后序贯以及人群筛选方面形成清晰定位的药物，才更可能进入常规治疗路径。
在驱动基因阳性肺癌后线治疗方面，两位专家均认为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回答。以EGFR突变和ALK阳性等人群为例，当前一线治疗已取得长足进步，但耐药后如何接续治疗，哪些患者可从既往代际药物、新一代靶向药或联合方案中获益，仍需要真实世界研究和前瞻性研究进一步明确。
从WCLC大会呈现的趋势看，中国肺癌创新药研发正在从“跟随验证”走向更多原创机制和差异化场景探索。叶兰教授关注的是ADC、双抗、多抗能否在耐药和后线治疗中找到清晰定位；史美祺教授关注的是像Dynamic-duo这样的研究，能否把药物创新、MDT评估和局部治疗路径设计结合起来。对临床而言，关键在于这些研究能否回答具体问题：适合哪些患者、放在什么治疗时机、如何管理安全性，以及能否改善长期结局。
叶兰 教授
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
肿瘤防治中心
主任医师/研究员
教授/博士生导师
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肿瘤学教研室主任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肿瘤学系副主任
美国埃默里大学博士后
山东省医学会肿瘤放射治疗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精准医学分会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精准医学分会 肺癌学组委员
山东省卫生人力资源管理协会
直肠癌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研究型医院协会精准肿瘤学分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研究型医院协会精准肿瘤学分会食管肿瘤学组委员
山东省医药教育协会肿瘤放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医药教育协会肿瘤放疗医师培训联盟委员
山东省医院协会肿瘤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罕见疾病防治协会少见肿瘤分会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女医师分会委员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Gastrointestinal Tumor》、《Precision Radiation Oncology》、《中华肿瘤防治杂志》青年编委
担任 《Neurological Sciences》、《BioNanoScience》、《Oncology Reports》、《Naunyn-Schmiedeberg's Archives of Pharmacology》等SCI 杂志审稿人。
史美祺 教授
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内科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胸部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胸部肿瘤分会常务委员
泛长三角胸部肿瘤联盟专业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物专业委员会肺小结节分子标志物协作组常务委员
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肺结节与肺癌MDT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江苏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肺癌学组副组长
国际肺癌协会会员，ASCO会员
发表论文100余篇，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的SCI论文包括：Annals of Oncology(IF:51.8分)和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IF:52.7分)，Nature Communications(IF:15.7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