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初春，珠江之畔；万物复苏，群贤毕至。2026年2月27日至28日，第23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于广州盛大召开。作为2026年开年首场国内肺癌领域高水平学术会议，本届论坛以“历史转折关头的小细胞肺癌”为主题，汇聚国内外顶尖专家，围绕病理诊断、分子分型、局部与全身治疗进展层层递进，针对MRD应用、治疗时机、新型药物策略等临床关键议题展开深度思辨，在观点交锋中凝聚真知灼见，擘画未来治疗蓝图。
羊城初春，珠江之畔；万物复苏，群贤毕至。2026年2月27日至28日，第23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于广州盛大召开。作为2026年开年首场国内肺癌领域高水平学术会议，本届论坛以“历史转折关头的小细胞肺癌”为主题，汇聚国内外顶尖专家，围绕病理诊断、分子分型、局部与全身治疗进展层层递进，针对MRD应用、治疗时机、新型药物策略等临床关键议题展开深度思辨，在观点交锋中凝聚真知灼见，擘画未来治疗蓝图。
会议期间，《肿瘤瞭望》特邀大会主席、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就论坛主题的深刻内涵、分子分型的转化困境、新版共识的战略定位及未来突破方向进行了系统性阐述，以期为临床实践与科研布局指引航向。
吴一龙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肿瘤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IASLC杰出科学奖获得者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医师协会（GDMDA)会长
广东省人民医院（GDPH）首席专家
广东省肺癌研究所（GLCI）名誉所长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主席
2018-2024年临床医学领域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荣誉主席，首任理事长
肿瘤瞭望：本届论坛的主题定为“历史转折关头的小细胞肺癌”，您认为除了免疫治疗的贡献外，是哪些关键性的新进展，促使我们在2026年这个节点做出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判断？
吴一龙教授：2026年第二十三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我们将主题定为“历史转折关头的小细胞肺癌”，这一判断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对领域发展态势的长期、系统性观察。
回顾发展历程，2017年堪称小细胞肺癌（SCLC）治疗史上的里程碑，我们称之为“第一场海啸”。免疫治疗的介入，首次将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mOS）突破12个月，这是既往治疗从未企及的高度。正是基于这一突破，免疫联合化疗被确立为晚期SCLC的一线标准治疗，开启了免疫治疗的新纪元。
自2017年至今，领域进入了持续的探索与积累阶段。客观而言，这一期间研究重心主要围绕不同PD-1/PD-L1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展开，各研究结果虽各有特点，但总体疗效获益高度相似，临床格局相对平稳。
然而，近一两年我们观察到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积极变化，构成了我们判断“历史转折”的核心依据：
第一，新型疗法的问世。以T细胞衔接器（TCE）为代表的新型免疫治疗在SCLC二线及三线治疗中，将患者生存率提升了近一倍。其疗效数据甚至超越了当年免疫治疗首次“登场”时的表现，标志着治疗手段实现了质的飞跃。
第二，局部治疗的协同进化。在新型药物系统治疗疗效的加持下，放疗技术持续精进，外科手术理念同步更新，局部治疗与全身治疗正形成更为紧密的协同格局。
第三，基础研究的持续深化。在基因和分子分型层面，我们已不再停留于理论框架，而是逐渐厘清不同亚型与治疗策略之间的内在关联，为精准治疗提供了科学基础。
当将这三大进展置于同一时空下审视，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孤立的单点突破，而是形成了一个多维度协同发力的格局。这恰如决战前夜，各路大军已集结完毕，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多兵种联合作战，将局部优势转化为全局胜势。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两到三年内，依托分子分型的精准化、TCE等新型疗法的临床应用、以及局部治疗手段的持续优化，SCLC的治疗格局将迎来系统性重塑。这正是我们以“历史转折关头”作为本届高峰论坛主题的战略考量。我们所看到的，已不仅是曙光初现，而是一轮正在升起的朝阳，照亮了这一难治性肿瘤未来发展的崭新图景。
肿瘤瞭望：SCLC的分子分型研究日益深入，但其成果却迟迟未能转化为临床决策的工具。您认为实现SCLC“分型而治”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在当前阶段应如何推动分型走向临床，哪些分型已具备了纳入临床诊疗路径的条件，哪些仍需要更多转化研究的支持？
吴一龙教授：关于SCLC的分子分型，我们始终遵循着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
第一条是技术驱动的传统路线。随着对疾病生物学特性认知的深入，我们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根据转录因子、蛋白组学特征及肿瘤微环境表现，将SCLC划分为SCLC-A、SCLC-N、SCLC-P、SCLC-I等多种亚型。然而，这条路线面临一个核心困境：当我们将这些复杂的分型与临床数据关联时，发现它们对治疗决策的指导价值并不显著。面对这一困境，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归咎于技术深度不够，于是不断叠加单细胞测序、蛋白组学、甲基化分析等新维度，使得分型体系日趋复杂，层出不穷。
但当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这种技术驱动的分型路线存在一个根本性局限：它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可获得组织样本的回顾性分类，缺乏前瞻性地指导临床实践的能力。这正是其最大短板，也引发了一个根本性质疑——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深入，究竟能否抵达临床应用的彼岸？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以淋巴瘤为例，病理学家曾将其细分为上百种亚型，但最终绝大多数亚型未能进入临床实践。放眼当前其他实体瘤，包括肺癌在内，同样存在类似现象——分型日趋精细复杂，但治疗策略仍高度同质化。
第二条是以临床价值为核心的新路径。这条路径的典范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当一个明确的驱动基因（如EGFR突变）与有效的靶向药物相匹配时，患者群体便被清晰地区分为有驱动基因者和无驱动基因者，实现了分型与治疗的精准对接。
对比两条路线，前者投入巨大，却可能止步于理论；后者则直指临床，实现了高效转化。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SCLC的分子分型策略：与其追求技术驱动的精细化，不如化繁为简，聚焦于具有明确治疗指向性的特征。
具体而言，我们当前的共识是：
识别免疫治疗优势人群：精准识别对免疫治疗最为敏感的特征，让这部分患者优先选择免疫治疗；而对免疫治疗不敏感者，则无需沿此路径推进。
识别TCE治疗优势人群：鉴于TCE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我们同样需要探寻能够精准识别TCE治疗优势人群的特征。
这种以临床可干预为导向的分型策略，既简洁明晰，又可通过临床试验进行前瞻性验证。因此，当前我们必须跳出传统技术驱动的研究范式，转向以临床价值为核心的精准分型路径。这正是本次论坛讨论所凝聚的核心共识。
肿瘤瞭望：您认为本届论坛发布的新版《小细胞肺癌专家共识》将如何重新定位SCLC在我国肺癌治疗版图中的位置？它能否在患者分层、治疗路径设计等层面，有效指导临床实践，让更多SCLC患者获得接近NSCLC患者的生存获益？
吴一龙教授：首先，我们需要厘清“共识”与“指南”的本质区别。共识，是在尚缺乏充分循证医学证据、但临床实践中又频繁遇到难题的领域，由专家基于现有认知和经验达成的一致处理意见。而指南则建立在充分、高级别的临床证据之上。
基于这一定位，今年我们在SCLC领域形成的共识，主要围绕以下核心议题展开系统性梳理：
第一，关于分子分型的临床定位与未来走向。我们系统梳理了当前分子分型研究的主要局限，明确了现阶段所处的节点，以及未来应如何推进。核心观点是，分子分型不应仅仅停留在技术驱动的精细化分类层面，而应聚焦于那些具有明确临床干预价值、且已有对应治疗药物的分型特征。如果这一思路能够形成广泛共识，我国在这一领域有望率先走出一条区别于国际同行的临床导向型路径——当国际上仍在技术层面不断叠加、难以突破时，我们已经迈出了从分型到治疗精准对接的关键一步。
第二，关于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S-SCLC）的几个关键临床问题。
其一是外科手术的价值边界。目前已有共识认为，对于非常早期的Ⅰ期、Ⅱ期患者，手术具有明确价值。但对于存在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手术是否仍能带来获益？随着新型药物的应用和技术手段的进步，我们是否能够从更精细的层面识别出可能从手术中获益的人群？这些问题如果未能形成共识，未来开展相关临床研究时将因入组标准的不统一而导致结果难以解读。
其二是预防性脑照射的临床定位。预防性脑照射的理念形成于化放疗时代。而在今天，TCE、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等新型全身治疗手段不断涌现，其对颅内病灶的控制能力已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预防性脑照射是否仍有必要？这一问题的厘清，将深刻影响未来LS-SCLC的整体治疗策略。
第三，关于晚期患者的精准治疗路径。如前所述，如果我们能通过分子分型识别出对TCE或免疫治疗的优势人群，那么治疗策略便可以从“一刀切”走向“分层而治”，这是对当前临床实践的一次重要优化。
综上所述，本届论坛所凝聚的共识，实质上是系统梳理了SCLC领域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并就其解决路径形成了初步框架。正如历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所展示的那样，这些共识一旦形成，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临床实践产生持续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肿瘤瞭望：站在历史转折的新起点，您认为未来三到五年内，哪个方向最有可能成为改变SCLC临床格局的突破口？这一方向又将如何引领我国未来的临床研究布局，并最终推动真实世界诊疗实践的优化？
吴一龙教授：应当认识到，当前我们所探讨的诸多问题仍处于探索的初步阶段，尚缺乏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来支撑确定性的临床推荐。我们现阶段所做的，并非给出最终答案，而是基于现有认知提出未来应当努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首先，我们必须致力于获取最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这需要大力倡导并开展严格质量控制的随机对照试验，以及设计严谨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以此夯实我们目前所提出的治疗理念和临床策略。循证医学的基石，终究源于高质量的临床研究。
其次，重视真实世界研究。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目前大量的临床患者分布在各级医疗机构，其中许多单位并不具备开展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真实世界研究便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通过系统收集和分析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我们可以观察新型治疗策略在广泛人群中的实际应用效果。我相信，前瞻性研究与真实世界证据的有机结合，将极大丰富我们对SCLC临床处理的认识深度和广度——这是从临床实践层面对未来工作的期许。
第三，我们需要着眼于新型治疗手段的探索。以细胞治疗为例，SCLC因其独特的生物学特征而具有天然优势——DLL3这一靶抗原在超过80%的患者中高表达，为细胞治疗提供了理想的靶点。同样，以肿瘤抗原为靶点的治疗性疫苗也展现出广阔前景。
这些方向共同构成了未来探索的重要维度，值得我们全方位推进。总而言之，第二十三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的意义，在于系统梳理当前SCLC领域的知识积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未来前进的方向。我们并非站在终点，而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携手同行，共同开启下一阶段的探索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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