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于美国时间5月29日至6月2日在芝加哥隆重召开，作为全球肿瘤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本次大会汇聚了全球顶尖肿瘤学专家，发布了多项有望重塑临床实践的重磅研究成果。其中，Alliance A081105研究作为一代EGFR-TKI辅助治疗领域最后一项大型III期临床研究，其最终总生存结果的公布，为这一方向的科学探索画上了句号，也引发了学界对肺癌术后辅助治疗策略的重新审视。在此背景下，《肿瘤瞭望》特邀采访了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兰军教授，请他结合研究数据与临床实践，深度解读一代EGFR-TKI辅助治疗的价值与局限，并梳理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辅助治疗的最新证据与未来方向。
编者按：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于美国时间5月29日至6月2日在芝加哥隆重召开，作为全球肿瘤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本次大会汇聚了全球顶尖肿瘤学专家，发布了多项有望重塑临床实践的重磅研究成果。其中，Alliance A081105研究作为一代EGFR-TKI辅助治疗领域最后一项大型III期临床研究，其最终总生存结果的公布，为这一方向的科学探索画上了句号，也引发了学界对肺癌术后辅助治疗策略的重新审视。在此背景下，《肿瘤瞭望》特邀采访了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兰军教授，请他结合研究数据与临床实践，深度解读一代EGFR-TKI辅助治疗的价值与局限，并梳理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辅助治疗的最新证据与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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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在Alliance A081105研究中，厄洛替尼显著改善了无病生存期（DFS），HR=0.74，但最终总生存期（OS）未达到统计学差异，HR=0.89，P=0.29。您认为导致DFS与OS不一致的核心原因是什么？这对于我们如何解读辅助治疗中的替代终点有何启示？
张兰军教授：对于完全切除的IB至III期EGFR敏感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辅助靶向治疗已成为重要的治疗策略。目前国内可及的一代EGFR-TKI包括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和埃克替尼，对应的三项辅助治疗研究——吴一龙教授牵头的ADJUVANT研究、周彩存教授与何建行教授牵头的EVIDENCE研究，以及本次公布最终结果的A081105研究，均取得了DFS获益，但三项研究均未观察到OS获益；而三代EGFR-TKI奥希替尼的ADAURA研究已证实了OS获益。在术后辅助治疗的多种手段中，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均有OS获益的证据，但一代EGFR-TKI目前尚未获得这一结果。
导致DFS与OS不一致的核心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药物结构差异决定了疗效差异。一代EGFR-TKI为可逆性EGFR激酶抑制剂，无法完全抑制野生型和突变型EGFR的ATP疏水口袋，因此疗效弱于二代和三代TKI。二代TKI在喹唑啉环基础上添加丙烯酰胺基团，可同时抑制活性突变型和野生型EGFR，但毒副作用较大；三代TKI将喹唑啉环替换为空间结构更小的嘧啶环，能够克服T790M耐药突变，抗肿瘤疗效更优。一代、二代、三代EGFR-TKI的分子结构设计，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临床疗效的差异。第二，术后进展后治疗的交叉影响。A081105研究中仅37%的患者完成了计划的2年厄洛替尼治疗，大部分患者在术后进展后选用了包括三代TKI在内的其他治疗方案，这对最终OS数据产生了明显干扰。第三，临床研究执行率不足。由于药物毒性等原因，多数患者未能完成全程治疗，研究执行率不高也对总体结果造成了一定影响。
尽管OS未达到阳性结果，但该研究的主要终点已经达成，即两年DFS率的改善，ADJUVANT、EVIDENCE和A081105三项研究均证实了这一点。术后辅助治疗与其他治疗阶段的核心区别在于，患者需要长期随访和用药，因此药物毒性对治疗依从性的影响至关重要。如何在实现肿瘤控制的同时，避免因毒性导致的药物减量或停药，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已有研究探索在微小残留病（MRD）指导下采用更合理的剂量方案，我们期待通过更精准的MRD监测，实现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个体化和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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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A081105研究使用的是第一代EGFR-TKI，如今第三代EGFR-TKI已成为晚期一线标准治疗，并在辅助治疗中展现出更优的数据。从学术角度来看，您认为第一代TKI辅助治疗的OS阴性结果是否可以完全被第三代TKI的阳性结果所超越，还是说这两代药物之间仍存在需要回答的科学问题？
张兰军教授：药物迭代是肿瘤治疗领域的正常进步现象。一代EGFR-TKI以喹唑啉环为核心母环，其最大局限性为可逆性结合，导致肿瘤抑制作用存在一定不足，因此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添加丙烯酰胺基团的二代小分子TKI抑制剂。耐药多发生于用药后12个月左右，出现耐药后，最主要的改变是约50%为T790M突变，该突变会导致EGFR的ATP疏水口袋空间进一步缩小。
基于此，研发人员设计出以嘧啶环替代喹唑啉环的三代TKI，其更小的空间结构可与靶点结合更为紧密。目前国内已有7个三代TKI药物获批上市，均是在核心母环结构基础上进行优化。临床数据显示，一代TKI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约为8-13个月，二代TKI约为14-16个月，三代TKI可达19-24个月，可见随着药物迭代，其抗肿瘤疗效与肿瘤控制能力逐步提升。其中，三代TKI奥希替尼的术后辅助治疗ADAURA研究已获得OS阳性结果。
OS始终是外科医生追求的治疗金标准，但DFS仍是术后辅助治疗的重要参考指标，更长的DFS意味着更长的肿瘤控制时间，对延缓患者复发转移具有明确临床意义。尽管三代TKI具有独特的疗效优势，但目前完全用三代TKI替代一代TKI用于术后辅助治疗仍不现实，需综合考虑三代药物的毒性与治疗成本。未来需探索更优的一代与三代TKI序贯治疗模式，以及后续治疗的接力策略，使患者在长期随访中获得更大生存获益，降低复发转移风险，这也是外科医生追求的治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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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与EGFR突变人群平行，ALK融合在NSCLC中虽发生率较低，但同样是重要的驱动性亚型。目前ALK-TKI在晚期一线治疗中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术后辅助领域的证据仍相对有限。请您谈谈目前ALK阳性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临床实践依据是什么？未来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张兰军教授：EGFR突变在亚裔人群，尤其是中国人群中的发生率约为40%，显著高于高加索人群的10%-15%；特别是中国女性患者，近60%都携带驱动基因突变，其中以EGFR突变最为常见。因此对于中国人群而言，EGFR通路的术后辅助靶向治疗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也积累了大量一代和三代TKI的相关研究数据。
ALK通路无论在高加索人群还是亚裔人群中，突变频率均为4%-7%，不会因人种差异而出现突变率的不同，且多见于年轻、淋巴结转移多、易发生脑转移的患者。晚期ALK阳性NSCLC的治疗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本次年会上由Tony Mok教授公布的三代ALK-TKI劳拉替尼CROWN研究7年随访结果显示，中位PFS尚未达到，预计可达100个月左右，实际上已经有近84个月没有出现疾病进展的患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代ALK抑制剂在晚期ALK阳性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疗效。
此外，ALK-TKI已逐步应用于可手术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领域。目前已有两项随机对照试验（RCT）证实了ALK-TKI的DFS获益：一是阿来替尼的ALINA研究，对比化疗用于完全切除的IB-III期NSCLC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获得了2年DFS获益；二是由王长利教授牵头的国产恩沙替尼ELEVATE研究，入组人群为第八版TNM分期IB-IIIB期患者，其中68%接受了术后辅助化疗。相较于ALINA研究，该项研究开展难度更高，旨在探索化疗基础上联合ALK-TKI能否为患者带来进一步获益；结果证实，即便68%的患者已接受化疗，恩沙替尼2年治疗仍可带来显著的2年DFS获益，该成果已于去年ESMO年会上以突破性摘要（LBA）形式公布。
截至目前，三代洛拉替尼的术后辅助治疗研究尚未公布结果，一代ALK抑制剂克唑替尼的辅助治疗研究亦为阴性结论。由此可见，当前ALK阳性NSCLC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成熟循证证据，仅有阿来替尼的ALINA研究与恩沙替尼的ELEVATE研究这两项。
此外，2025年ASCO年会上公布的由我和石远凯教授牵头的“QEELIN（麒麟）”研究，是迄今为止ALK阳性晚期NSCLC中国最大样本量ALK-TKI术后辅助治疗的真实世界研究，共纳入222例完全切除的IA-III期患者，其中40%为IA期患者。结果显示，1年DFS率达93.1%，且3度及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5%，进一步证实了ALK-TKI辅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基于上述真实世界研究与两项RCT注册研究，ALK阳性NSCLC术后辅助靶向治疗拥有极为良好的应用前景。现阶段仍有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一是ALK通路新辅助靶向治疗的临床研究需进一步拓展；二是ALK靶向辅助治疗的最优疗程尚未明确，2年疗程是否充足，是否需要开展3年乃至5年的相关研究加以验证。上述问题与EGFR通路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探索方向高度契合，期待未来更多临床研究能为医生和患者带来令人欣喜的结果。
张兰军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及博士后导师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科主任导师、肺癌首席专家
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委员兼肺癌外科学组副组长（第10届）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CMEA）肺癌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第2届）
美国胸心外科学会（AATS）Active Member（2022年当选）
欧洲胸外科学会（ESTS）Active Member（2017年当选）
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Active Member（2014年当选）
中国抗癌协会（CACA）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第1届）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第1、2届）
中国抗癌协会（CACA)科普专业委员会常委（第1届）
中国抗癌协会（CACA)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委员（第7届）
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会胸外科分会副主委（第1届）
中国医促会理事兼胸外科分会副主委（第2届）
中国医促会理事兼肺癌防控分会副主委（第1、2届）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CMEA）胸部肿瘤微创诊疗委员会副主委（第1届）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CMEA）胸外科分会副主委（第1届）
国家癌症中心肺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第1届）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胸外科分会副主委（第1、2届）
广东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兼胸心外科分会主委（第2届）
全国控烟与肺癌防治协作组副组长（第1届）
广东临床医学学会资深专家委员会副主委（第1届）
广东临床医学学会精准医疗学会副主委（第1届）
第三届“国之名医”优秀风范获得者（2019年）
“羊城好医生”及“岭南名医”获得者
广东省委医疗保健专家（第3、4、5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