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肺癌诊疗迈入精准化与整合化时代，抗血管生成治疗作为其重要治疗策略之一，已逐渐实现从单药治疗到多线应用的全程覆盖，进一步延伸至围手术期治疗，并与靶向、免疫治疗形成协同增效的联合模式。多项临床研究表明，“抗血管+免疫”“抗血管+靶向”等联合策略显著提升了患者的生存获益，尤其为驱动基因阴性及耐药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会议期间，《肿瘤瞭望》特邀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韩宝惠教授接受专访，围绕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肺癌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临床价值及未来面临的挑战展开深入解读。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2025北京紫禁城肺癌年度会议暨第十七届肺癌多学科诊治进展会议于2025年12月12日至14日在京隆重召开。本届大会汇聚我国肺癌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肺癌精准诊疗的最新进展与未来方向。
当前，随着肺癌诊疗迈入精准化与整合化时代，抗血管生成治疗作为其重要治疗策略之一，已逐渐实现从单药治疗到多线应用的全程覆盖，进一步延伸至围手术期治疗，并与靶向、免疫治疗形成协同增效的联合模式。多项临床研究表明，“抗血管+免疫”“抗血管+靶向”等联合策略显著提升了患者的生存获益，尤其为驱动基因阴性及耐药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会议期间，《肿瘤瞭望》特邀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韩宝惠教授接受专访，围绕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肺癌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临床价值及未来面临的挑战展开深入解读。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韩宝惠教授
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呼吸内科名誉主任
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国务院津贴获得者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执行委员
CSCO肿瘤血管靶向专委会主任委员
卫生部呼吸内镜培训基地主任
中国医师学会肿瘤专委会常委
中华医学生物免疫学会副会长
中华医学生物免疫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肿瘤靶向分子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上海市医师协会呼吸内科医师分委会副会长
肿瘤瞭望：北京紫禁城肺癌年度会议暨肺癌多学科诊治进展研讨会，历经16载的发展，已经成为业内公认的精品学术平台。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请您分享一下您的参会感受以及您对本次大会的期待？
韩宝惠教授：首先，祝贺第十七届北京紫禁城肺癌年度会议顺利召开。本届大会回顾了过往十六届的发展历程，一届届的学术场景历历在目，每一届的主题都紧密契合当时的临床需求。2025年可谓肺癌领域的“丰收年”，中国学者在ASCO、ESMO、WCLC等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频频发声，展现出强劲的学术影响力，赢得了国际同仁的广泛赞誉。
回顾2025年，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了18项肺癌新药适应症，这一数字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相比以往每年仅约1-2个新适应症获批，今年取得的进展充分彰显了我国新药研发实力的显著提升。
本次论坛围绕肺癌全程管理展开深入研讨，内容涵盖术后辅助治疗、围手术期治疗以及晚期系统治疗等多个方面。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治疗领域，会议针对驱动基因阳性罕见靶点、驱动基因阴性患者的治疗策略，以及双特异性抗体、抗体偶联药物（ADC）等创新研发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大会邀请了众多国内肺癌领域的顶尖专家参与分享，这些专家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为我国药物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极大提升了本届会议的学术影响力，让与会者深受启发、收获颇丰。
肿瘤瞭望：历经十数年的发展，抗血管生成治疗已经从晚期非鳞NSCLC的辅助增敏手段，演进为与靶向、免疫治疗深度融合的“关键支柱”。请您结合最新研究进展，谈一谈这一角色在肺癌全程管理中的根本性改变。您如何评价其在破解靶向及免疫耐药困局中的核心价值？当前临床实践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韩宝惠教授：抗血管生成治疗的理论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既往研究证实，恶性实体肿瘤的生长依赖新生血管的形成。因此，抑制新生血管成为包括肺癌在内的晚期实体瘤治疗的重要策略之一。
在药物研发层面，早期主要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通路开发了大分子单克隆抗体，如贝伐珠单抗、雷莫西尤单抗。随后，针对VE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等多条通路的多靶点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相继问世，例如安罗替尼、仑伐替尼、呋喹替尼、阿帕替尼等，在临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临床研究显示，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具有独特优势。其一，单药即有效，例如安罗替尼已在我国获批应用于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三线治疗；其二，其治疗线数正在不断前移，从后线推进至二线乃至一线，积累了扎实的数据支持。
当前该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精准筛选获益患者人群。抗血管生成药物可能引起高血压、蛋白尿、皮疹、腹泻等不良反应，因此并非所有患者都适合接受此类治疗，但至今仍缺乏公认的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虽然已有一些探索，但尚未应用于临床。因此，如何准确识别真正能从抗血管生成治疗中获益的人群，依然是当前临床面临的一大挑战。
展望未来，我们期待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能在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整合多维度临床与组学数据，构建预测模型，实现对适宜患者的精准识别与分层。这将是未来抗血管治疗走向个体化、精准化的重要方向。
肿瘤瞭望：“联合”是发挥抗血管治疗价值的关键点，想请您结合最新的研究进展，分享一下联合策略探索层面有哪些突破性进展？这些进展又将如何重塑未来的治疗模式？
韩宝惠教授：抗血管生成治疗的联合应用正从晚期向更早期的治疗阶段拓展。例如在本次大会上，北京市人民医院杨帆教授报告了围手术期采用安罗替尼联合免疫或靶向治疗的探索性研究。这体现了“治疗关口前移”的趋势，即通过有效的联合治疗实现肿瘤降期、缩小病灶，为手术创造更好条件。目前这些研究已显示出积极信号，但仍需Ⅲ期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这一趋势意味着抗血管生成治疗的应用场景，正从晚期逐步延伸至局部晚期、新辅助及辅助治疗阶段。当然，围手术期使用这类药物需特别关注出血风险，患者选择应排除有出血倾向、空洞型病变或咯血的患者。
在晚期肺癌一线治疗领域，团队展开了诸多探索。例如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免疫治疗层面，今年ASCO大会上公布的COMPASS研究，评估了国产PD-L1抑制剂贝莫苏拜单抗联合口服多靶点抗血管生成药物安罗替尼，在PD-L1阳性晚期NSCLC一线治疗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显示，与对照组（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安慰剂）相比，联合方案将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从7个月延长至11.0个月（HR=0.7），将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显著降低了30%；尤其在PD-L1高表达亚组（PD-L1 TPS≥50%），联合治疗方案PFS获益更为显著，从对照组的7.2个月延长至13.3个月，将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降低了40%，充分展现了“抗血管+免疫”的联合策略凭借其“1+1>2”协同增效优势有望改变当前临床实践。
在联合靶向治疗方面，小分子抗血管药物也显示出潜力。例如AUTOMAN研究初步探索了奥希替尼（三代EGFR-TKI）联合安罗替尼的口服无化疗方案用于EGFR突变（EGFRm）晚期NSCLC一线治疗的可行性。结果显示，中位随访39.2个月，中位PFS和总生存期（OS）分别为31.5个月（95%CI：17.9个月-未达到）和未达到，36个月PFS率和OS率分别为31.9%和74.3%，显著优于联合化疗等方案。尽管现阶段这些样本量有限，但结果令人鼓舞。未来我们期待开展更多大型Ⅲ期研究，验证这种口服联合方案的便捷性与疗效。
由此可见，抗血管生成治疗已成为靶向和免疫治疗中重要的联合策略。此外，我们也在探索其与双特异性抗体（如PD-1/CTLA-4双抗）的联合，相关研究显示，卡度尼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在既往全身治疗进展且对先前抗PD-(L)1抗体治疗耐药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显示出有前景的抗肿瘤活性和可控的安全性，但仍需Ⅲ期研究进一步验证。
此外，在局部晚期疾病的探索中，小分子抗血管药物似乎比大分子药物更具潜力。既往大分子药物在此领域的尝试失败较多，而小分子药物如安罗替尼与PD-1/PD-L1抑制剂乃至双抗的联合，可能会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肿瘤瞭望：目前抗血管治疗缺乏公认的疗效预测标志物，请您结合最新的探索进展，谈一谈应如何整合多组学技术、功能影像与液体活检，以实现优势人群筛选、疗效动态监测及个体化给药时机的精准判断？
韩宝惠教授：这确实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复杂难题。自贝伐珠单抗在临床实践应用以来，研究者就一直致力于寻找其疗效预测标志物及获益人群，但至今未有定论。未来，无论是大分子、小分子抗血管药物，还是像VEGF/PD-1双抗这样的新型药物，其优势人群的筛选依然充满挑战。
要突破这一瓶颈，可能需要整合循环肿瘤DNA（ctDNA）、蛋白组学、单细胞分析等多组学技术，并结合功能影像学资料。但这离不开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紧密协作。关键是要在临床研究中系统收集样本，通过伴随诊断研究，对比分析有效与无效患者之间在信号通路、蛋白质谱、ctDNA动态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挖掘潜在的预测特征。
我们最终希望能构建出一个综合预测模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有望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前提是必须有高质量、标准化采集的多维数据作为基础。只有做好这些基础工作，才能借助计算模型实现患者的精准筛选与疗效预测。
肿瘤瞭望：时至岁末，回顾2025年，肺癌抗血管治疗领域可谓亮点纷呈。请您为我们盘点一下，本年度在克服耐药、脑转移等特殊人群治疗等方面，有哪些关键的标志性进展或机制突破？展望未来，您认为该领域最值得期待的临床转化方向或研究热点是什么？
韩宝惠教授：2025年抗血管生成治疗领域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VEGF/PD-1双抗依沃西单抗在晚期一线治疗及EGFR-TKI耐药后治疗中获批适应症，并取得阳性数据；二是“无化疗”方案贝莫苏拜单抗联合安罗替尼在PD-L1阳性晚期NSCLC一线治疗中获得阳性结果，为联合治疗增添了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
此外，一些探索性研究也值得关注，例如前述的将抗血管治疗联合免疫治疗前移至围手术期的尝试，旨在为驱动基因阴性患者实现降期。这些Ⅱ期研究数据积极，未来需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验证其在围手术期治疗中的价值。
展望未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将继续围绕“联合”与“前移”展开，同时利用多组学技术和人工智能实现疗效预测与患者精准分层，推动抗血管生成治疗在肺癌全程管理中得到更科学、更个体化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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