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奥希替尼单药治疗仍是一线治疗标准选择，但不同患者的治疗应答仍存在显著差异，探索能够精准识别高危人群并指导治疗强化的生物标志物，是当前临床亟待解决的核心课题。近日，一项意大利与美国研究者共同开展的回顾性研究结果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期刊发表，系统评估了基线共存EGFR扩增对奥希替尼一线单药治疗效果及获得性耐药谱系的影响，证实基线存在EGFR扩增是预测患者PFS较差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并揭示了EGFR扩增主要影响的患者亚组和后续可能诱导MET扩增的获得性耐药机制模式，本文将对该研究的核心发现进行简要解读。
编者按：对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奥希替尼单药治疗仍是一线治疗标准选择，但不同患者的治疗应答仍存在显著差异，探索能够精准识别高危人群并指导治疗强化的生物标志物，是当前临床亟待解决的核心课题。近日，一项意大利与美国研究者共同开展的回顾性研究结果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期刊发表，系统评估了基线共存EGFR扩增对奥希替尼一线单药治疗效果及获得性耐药谱系的影响，证实基线存在EGFR扩增是预测患者PFS较差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并揭示了EGFR扩增主要影响的患者亚组和后续可能诱导MET扩增的获得性耐药机制模式，本文将对该研究的核心发现进行简要解读。
研究背景
EGFR激活突变是NSCLC中最常见的驱动基因改变，而第三代EGFR-TKI奥希替尼凭借出色的全身及颅内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多年来一直是晚期或转移性EGFR突变NSCLC患者的标准一线治疗选择，直至近期多项III期临床研究表明，在第三代EGFR-TKI单药治疗基础上，构建更强力的联合治疗策略可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
如FLAURA2研究采用奥希替尼+含铂化疗联合方案，将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分别延长至25.5个月和47.5个月；MARIPOSA研究采用EGFR/MET双特异性抗体埃万妥单抗联合三代EGFR-TKI拉泽替尼的双靶方案，也使患者中位PFS达到23.7个月，然而两种加强治疗方案的毒性反应也大幅增加，对临床普遍应用构成限制。
因此，寻找能够预测奥希替尼单药疗效不佳的生物标志物，进而精准挑选出真正适合接受一线联合强化治疗的患者，已成为当前临床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既往研究显示，携带EGFR-L858R突变、某些罕见EGFR变异或TP53共突变的患者，接受奥希替尼单药治疗的预后往往较差，而同为较常见基因改变的EGFR扩增，对EGFR突变患者的预后影响及预测作用目前尚缺乏深入阐释。本研究即旨在探讨合并EGFR扩增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并评估EGFR扩增对接受奥希替尼单药一线治疗患者的预后及后续获得性耐药机制的影响。
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与患者选择
本研究纳入了2014年4月至2025年6月期间，在意大利和美国5家医疗机构接受奥希替尼单药一线治疗的IV期非鳞状NSCLC患者，所有患者年龄均≥18岁，经组织学或细胞学证实，且携带常见EGFR突变（19号外显子缺失/ex19del或L858R突变）。
入组患者基线时必须均接受过二代测序（NGS），且评估过EGFR扩增状态；按照既往研究建议，EGFR扩增定义为拷贝数（CN）≥6，MET扩增定义为NGS检测MET CN ≥6。各中心NGS检测均采用临床验证的测序平台，对甲醛固定石蜡包埋的肿瘤组织标本DNA进行检测，未纳入基于液体活检的NGS检测结果。变异识别、拷贝数推断和结构变异检测均遵循各测序平台的标准分析流程及质量控制标准。本回顾性研究已获得各参与机构审查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研究遵循GCP指南及《赫尔辛基宣言》。
通过调阅病历回顾性收集的数据包括：人口学信息、吸烟史、组织学类型、PD-L1表达情况（以肿瘤细胞分数/TPS评估）、ECOG体能状态评分、转移部位、奥希替尼治疗基线时的肿瘤纯度及EGFR与TP53突变状态、奥希替尼治疗的临床结局，以及耐药后的驱动基因改变与组织学转化情况；对肿瘤纯度≥50%的病例预先设定敏感性分析。PD-L1 TPS由各中心病理学家采用经验证的抗体以免疫组化法（IHC）测定。
统计分析、突变多重性评估与研究终点
连续变量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分类变量采用Fisher精确检验或卡方检验。生存曲线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中位随访时间采用反向Kaplan-Meier法计算，组间差异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单变量和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风险比（HR）。在单变量分析中与PFS或OS相关的变量（P<0.1）均纳入多变量模型。所有P值均为双侧，P<0.05视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统计分析基于R软件进行。采用INCOMMON计算分类器对扩增EGFR拷贝的主要等位基因来源进行推断。
研究的主要终点为研究者评估的PFS，次要终点包括研究者评估的客观缓解率（ORR）和OS。其他次要终点包括根据EGFR突变类型、TP53共突变状态、EGFR拷贝数及扩增拷贝的等位基因来源（突变型 vs 野生型）进行亚组分析；探索性终点包括在奥希替尼耐药后接受重新检测的患者中，EGFR扩增的发生率及其与其它获得性分子改变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
合并EGFR扩增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基因组特征
在473例携带常见EGFR突变的IV期非鳞状NSCLC患者中，81例（17.1%）存在EGFR扩增，此类肿瘤EGFR拷贝数的中位数为15.0。不同NGS检测平台间的EGFR扩增检出率未见显著差异，基线NGS样本的中位肿瘤纯度在EGFR扩增组与非扩增患者之间无显著差异（50% vs 50%，P=0.38），且肿瘤纯度与EGFR拷贝数之间未观察到相关性。
ex19del突变患者与L858R突变患者的EGFR扩增发生率相似（15% vs 20%，P=0.28）；两组的中位EGFR拷贝数亦无显著差异（13.3 vs 18.0，P=0.31）。相较TP53野生型患者，携带TP53共突变的患者中EGFR扩增更为常见（24% vs 9%，P<0.0001）；但在EGFR扩增患者中，TP53共突变患者的中位扩增拷贝数低于TP53野生型者（14.0 vs 22.5，P=0.04）。RB1共突变在EGFR扩增患者中的发生率显著更高（23% vs 8%，P=0.002），且绝大多数与TP53共突变并存。基线时有6例患者合并MET基因改变（3例突变、1例融合、2例扩增），其中5例为非EGFR扩增，1例为EGFR扩增。
在基线即启动奥希替尼一线治疗时，与非EGFR扩增患者相比，EGFR扩增患者更常出现脑转移（50.6% vs 34.3%，P=0.0082）、肝转移（25.9% vs 13.5%，P=0.0086）和骨转移（65.4% vs 51.3%，P=0.028），而胸膜转移率相似（24.7% vs 33.9%，P=0.14）；两组在年龄、性别、ECOG PS评分、吸烟史及PD-L1表达方面均未见显著差异。
EGFR扩增与奥希替尼单药一线治疗结局的关系
中位随访47.1个月时，与非EGFR扩增患者相比，EGFR扩增患者接受奥希替尼单药一线治疗的ORR相似（88% vs 83%，P=0.23），但中位PFS（11.6个月 vs 19.0个月，HR 1.77，P<0.0001）和中位OS（34.0个月 vs 40.1个月，HR 1.40，P=0.040）均显著较短。在调整年龄、性别、PS评分、突变类型、TP53状态及基线转移部位的多变量分析中，EGFR扩增仍是PFS较差的独立预测因素（HR 1.36，P=0.039），但与OS无独立相关性（HR 1.04，P=0.83）。预设探索性分析在肿瘤纯度≥50%的患者中，观察到与全人群高度一致的结果。
在ex19del患者中，与非EGFR扩增者相比，EGFR扩增者的ORR相似（89% vs 88%），但中位PFS（14.2个月 vs 20.2个月，HR 2.01，P=0.00015）和中位OS（35.4个月 vs 44.9个月，HR 1.56，P=0.044）均显著较短；在L858R突变患者中，EGFR扩增组与非扩增组之间的ORR（86% vs 75%）、中位PFS（11.4个月 vs 14.3个月，HR 1.47，P=0.060）和中位OS（33.2个月 vs 36.0个月，HR 1.19，P=0.50）均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
对EGFR基因拷贝数影响的分析显示，与拷贝数≤15组相比，拷贝数>15组的ORR（84% vs 91%）和中位OS（28.3个月 vs 37.5个月，P=0.44）相似，但中位PFS显著较短（10.1个月 vs 16.7个月，HR 1.71，P=0.030）。按EGFR拷贝数梯度（非扩增 vs. CN 6–15 vs. CN 15–30 vs .CN >30）划分时，随着拷贝数增加，中位PFS（19.0个月 vs 16.7个月 vs 10.3个月 vs 8.7个月，P<0.0001）和中位OS（40.1个月 vs 37.5个月 vs 38.8个月 vs 15.3个月，P=0.0022）均呈阶梯式缩短。
采用INCOMMON算法对扩增等位基因的推测显示，在EGFR扩增病例中，23.1%主要来源于突变型等位基因，55.1%主要来源于野生型等位基因，21.8%呈均衡分布。与野生型扩增组相比，突变型扩增组的ORR相似（89% vs 84%），但中位PFS（8.3个月 vs 12.1个月，HR 2.72，P=0.0023）和中位OS（17.3个月 vs 39.7个月，HR 2.08，P=0.046）均显著较短；均衡扩增组呈中间水平。
EGFR扩增与奥希替尼单药一线治疗获得性耐药的关系
在113例发生疾病进展后，再度接受组织样本NGS检测的患者中，与基线非EGFR扩增患者相比，基线EGFR扩增患者更有可能出现MET基因改变（29% vs 12%，P=0.04），且均为MET扩增或酪氨酸激酶结构域突变，而其它获得性分子改变（如KRAS等基因突变或继发EGFR突变）或组织学转化的发生率未见显著差异。
发生奥希替尼获得性耐药时，19.5%的患者检出EGFR扩增（15.0%为基线持续存在，4.4%为新获得）；基线扩增者中有9.7%在耐药时丢失扩增。新获得EGFR扩增的5例患者中，无一携带其它耐药机制。耐药时扩增等位基因类型包含突变型（38.1%）、野生型（42.9%）及均衡扩增（19.0%）。在耐药时重新评估且基线可评估的患者中，基线野生型扩增、均衡扩增和突变型扩增组分别有40%、25%和60%观察到除EGFR扩增之外的其它推测获得性耐药机制。
讨论
本研究表明，在携带经典EGFR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中，约1/6基线即合并EGFR扩增，尽管EGFR扩增常与TP53共突变及高脑、肝、骨转移风险等不良预后特征相伴，但它仍是奥希替尼单药一线治疗预后较差的独立相关因素。值得注意的是，EGFR扩增的不利影响主要集中于ex19del突变人群，可作为此类预后较好患者的分层标志物，而对于预后本就较差的L858R突变人群影响并不显著。虽然EGFR扩增常与TP53共突变同时出现，但其负面预后作用独立于TP53状态。结合MARIPOSA等研究提示双靶联合方案在TP53突变人群中的获益，未来有必要前瞻性探索EGFR扩增是否可作为指导强化治疗策略的预测性标志物。
既往关于EGFR扩增与靶向治疗疗效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早年基于FISH等检测技术的研究多提示合并扩增与一代TKI获益相关，可能与早期检测未区分突变状态、扩增判定标准差异，以及一代TKI与三代TKI在抑制野生型EGFR上的生物学机制不同有关。而在采用NGS检测的近期研究中，更多结论与本研究一致，即基线扩增提示较差预后或参与耐药。
本研究的另一项核心发现，则是EGFR基因拷贝数与患者生存期之间存在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即拷贝数越高，患者的PFS和OS越短，而利用INCOMMON算法解析等位基因来源发现，突变型等位基因扩增组的生存结局显著差于野生型扩增组，但各亚组间ORR保持相似，表明EGFR扩增肿瘤初始仍依赖EGFR通路且对奥希替尼敏感，但高拷贝数或突变型等位基因富集会加速耐药发生，可能与受体内吞后快速再循环或高癌基因剂量促进继发变异有关。同时，基线EGFR扩增重塑了奥希替尼获得性耐药的谱系，使患者出现MET基因改变（且均为MET扩增）的频率显著升高，为此类患者后续选择含埃万妥单抗的联合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而言之，基线共存EGFR扩增是奥希替尼一线单药治疗预后不良的临床相关生物标志物，且在ex19del突变、高拷贝数以及突变型等位基因优先扩增的患者中尤为突出，此类患者耐药机制也一定程度上向MET扩增富集，因此应考虑在基线检测中常规报告EGFR扩增状态，并开展前瞻性临床研究以评估MET扩增指导一线治疗方案强化的价值。
▌参考文献：
Di Federico A, Pecci F, Jeng M, et al.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EGFR amplif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EGFR-mutated 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receiving first-line osimertinib. Clin Cancer Res. Published online July 14, 2026. doi:10.1158/1078-0432.CCR-26-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