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OP 2026|饶创宙教授:从抗血管生成“禁区”到双抗联合时代——晚期肺鳞癌治疗瓶颈的系统性破局

2026年9月4日至6日,“CACA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年会暨第十届胸部肿瘤精准治疗论坛(CTOP2026)”在上海盛大召开。本届论坛汇聚国内肺癌领域顶尖专家学者,围绕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围术期管理及早筛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充分展现我国胸部肿瘤精准诊疗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为推动肺癌学科发展、促进学术交流与临床实践转化搭建重要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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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6年9月4日至6日,“CACA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年会暨第十届胸部肿瘤精准治疗论坛(CTOP2026)”在上海盛大召开。本届论坛汇聚国内肺癌领域顶尖专家学者,围绕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围术期管理及早筛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充分展现我国胸部肿瘤精准诊疗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为推动肺癌学科发展、促进学术交流与临床实践转化搭建重要学术平台。

肺鳞状非小细胞肺癌(sq-NSCLC)约占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25%~30%,是本次会议聚焦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于其驱动基因突变率极低,传统靶向治疗获益有限,长期以来治疗选择匮乏。近年来,免疫治疗联合化疗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sq-NSCLC患者的生存,但无进展生存期(PFS)获益仍相对有限,且不同PD-L1表达水平患者的获益程度存在差异,多数患者最终仍会出现疾病进展,临床亟需新的治疗策略与突破方向。会议现场,《肿瘤瞭望》特邀宁波市第二医院饶创宙教授接受专访,围绕晚期sq-NSCLC的诊疗困境、免疫治疗时代的突破与局限、免疫经治后的后线策略选择以及未来优化方向等话题展开深度分享。


《肿瘤瞭望》:请您结合晚期鳞状NSCLC的疾病特点及诊疗现状,谈谈当前晚期肺鳞癌的临床诊疗面临哪些核心困境?

饶创宙教授:肺鳞状非小细胞肺癌(sq-NSCLC)的诊疗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驱动基因突变比例极低。自2004年靶向治疗时代开启以来,EGFR-TKI等精准靶向策略在肺腺癌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sq-NSCLC患者长期难以从中获益。

其二,现有标准治疗的生存获益有限。当前一线治疗仍以铂类化疗或免疫联合化疗为主,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仅约6~8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S)约20个月,远未能满足患者的长期生存需求。即便在免疫时代,不同PD-L1表达水平的患者获益程度差异显著,且多数患者终将面临疾病进展。

其三,抗血管生成治疗在鳞癌中应用严重受限。尽管该策略在腺癌中已通过ECOG 4599、BEYOND等研究确证获益,但早期研究显示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在鳞癌亚组中重度肺出血发生率高达31%,空洞与出血风险显著升高,使该类药物的临床应用被严格限制。

因此,腺癌中可用的多种治疗手段在sq-NSCLC中面临诸多困境,临床亟需新的治疗策略实现突破。

《肿瘤瞭望》:近年来,以双特异性抗体、ADC为代表的新型药物逐步进入临床,为这一领域带来新的可能性。请您结合相关研究进展,谈谈当前晚期肺鳞癌的治疗格局正处于怎样的阶段?您如何看待这些创新疗法在晚期肺鳞癌治疗中的临床价值?

饶创宙教授:需要明确的是,既往抗血管生成大分子药物在sq-NSCLC中应用受限,并不等同于鳞癌是抗血管生成治疗的绝对禁区,关键在于药物的设能否在提升疗效的同时规避出血风险。

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依沃西单抗的III期HARMONI-6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结果显示,依沃西单抗联合化疗对比免疫联合化疗,中位PFS分别为11.1个月和6.9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40%;中位OS分别为27.9个月和23.7个月,死亡风险降低34%。尤为关键的是,即便在伴有咯血史或影像学提示大血管包绕的高危患者中,≥3级咯血事件发生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证实了该类药物在鳞癌中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这一结果标志着抗血管生成治疗在sq-NSCLC中从“禁区”走向“可行”。与此同时,靶向B7-H3、Nectin-4、HER3、TROP2等的ADC药物也在sq-NSCLC中逐步开展探索,未来有望在后线治疗中形成有效补充。双抗与抗体药物偶联物(ADC)正从疗效与安全两个维度,系统性地突破sq-NSCLC的治疗瓶颈,展现出令人鼓舞的应用前景。

《肿瘤瞭望》:随着免疫联合化疗在晚期肺鳞癌一线治疗中的广泛应用,免疫经治后进展患者的后线治疗成为临床面临的新问题。请您结合临床实践经验与研究进展,谈谈对于免疫经治肺鳞癌患者的后线治疗策略应如何选择?哪些潜在策略有望优化当前的治疗格局?

饶创宙教授:目前免疫联合化疗或免疫双抗联合化疗已成为sq-NSCLC一线标准,中位PFS约为11个月,但耐药仍不可避免,如何克服耐药是临床持续探索的重点。

对于耐药后的处理,通常从两个维度考量。第一,对于仅出现寡进展的患者,建议积极联合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可改变耐药克隆所处的肿瘤微环境,使免疫治疗对这部分克隆重新发挥作用,从而延缓系统性治疗升级。

第二,若患者出现系统性进展,既往标准二线治疗仅为多西他赛单药化疗,但其毒性较大且疗效有限,PFS获益不理想。近年来,靶向B7-H3、Nectin-4、HER3及TROP2等新靶点的ADC相继进入临床研究,早期数据展现出令人期待的应用前景。但目前相关研究样本量仍较小,期待在扩大样本量的后续研究中进一步验证其疗效与安全性,从而改变后线治疗仅有多西他赛可用的治疗格局。同时,也呼吁更多患者积极参与设计良好的临床研究,以便逐步明确各靶点ADC或免疫双抗、多抗的获益人群特征,最终实现后线治疗的精准化。

《肿瘤瞭望》:展望未来,您认为晚期肺鳞癌治疗策略的优化应重点关注哪些方向?

饶创宙教授:近年来,晚期sq-NSCLC治疗已取得较大突破,尤其是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PD-1/CTLA-4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策略在克服耐药方面显示出潜力。但必须认识到,肺癌耐药后会伴随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改变以及耐药机制的动态演变。

因此,未来治疗策略的优化应更加重视耐药后的再次活检,通过分析微环境变化及关键分子的表达上调,明确具体的耐药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微环境特征及分子标志物等多维度信息,为后线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更精准的个体化指导。从“一刀切”模式转向基于生物学特征的精准决策,将是提升sq-NSCLC整体治疗水平的关键方向。

专家简介

饶创宙 教授

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宁波市第二医院 肿瘤放化疗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

中国抗癌协会(CACA)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CACA)个案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CACA)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CACA)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委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 )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 )免疫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血管靶向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肺癌学组委员

浙江省抗癌协会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靶向及细胞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浙江省健促会放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浙江省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副秘书长

浙江省抗癌协会理事

浙江省健康促进会理事

JCO(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中文版《免疫专刊》和《肿瘤标志物专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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