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精准医疗的不断进步、免疫治疗的创新突破以及个体化治疗方案的精细化发展，肺癌治疗正迎来激动人心的新时代。2025年07月25日-27日由南方肿瘤临床研究协会（CSWOG）主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承办的“中国抗癌协会低氧肿专业委员会年会暨CSWOG肺癌多学科诊疗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相聚于此，共同探讨肺全链条管理的最新进展和未来方向，以期通过促进临床学术交流，普及临床所取得的经验及新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方法，不断推动肿瘤多学科规范化诊疗水平提升。
随着精准医疗的不断进步、免疫治疗的创新突破以及个体化治疗方案的精细化发展，肺癌治疗正迎来激动人心的新时代。2025年07月25日-27日由南方肿瘤临床研究协会（CSWOG）主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承办的“中国抗癌协会低氧肿专业委员会年会暨CSWOG肺癌多学科诊疗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相聚于此，共同探讨肺全链条管理的最新进展和未来方向，以期通过促进临床学术交流，普及临床所取得的经验及新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方法，不断推动肿瘤多学科规范化诊疗水平提升。
会议现场，《肿瘤瞭望》特邀复旦大学脑科学转化研究院迟喻丹教授接受专访，分享肺癌脑转移转化研究现状、挑战及未来展望，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迟喻丹教授
《肿瘤瞭望》：肺癌脑转移是肿瘤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之一，其发生率高、预后差、自然生存时间短。首先，请您结合疾病特点谈谈，目前肺癌脑膜转移发生情况及致病机制？
迟喻丹教授：软脑膜转移（LM）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最具危害性的并发症之一，主要由血行播散、神经内或神经旁侵袭、脑或颅骨转移灶的种植转移发展而来。
当前临床中，NSCLC发生LM患者数量较多，尤其是在接受靶向药物治疗的患者群体中。由于靶向治疗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脑转移往往成为疾病进展的终末阶段。尽管目前脑转移的整体发病率已得到较好控制，但无论是肿瘤细胞直接从原发灶侵入软脑膜空间，还是从脑实质播散至脑脊液后发生二次软脑膜转移，最终导致的LM发生率仍在逐渐上升。在动物模型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一定规律：例如，某些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细胞，其脑转移发生速度更快、疾病特征会更显著，即便通过心内注射建立模型，这种特性也尤为突出，此类情况严重威胁小鼠的生存状态。
《肿瘤瞭望》：本届大会，您以《脑膜转移转化研究的难点》为题做主题报告，请您分享下在脑膜转移的转化研究中，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转化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瓶颈是什么？如何打破基础与临床之间的壁垒？
迟喻丹教授：脑膜转移转化研究的推进目前仍存在诸多难点。首先，目前研究模型仍延续近10年前的筛选方法，早已无法适应当下医学飞速发展的创新研究进程，亟需我们领域同仁结合当前临床指征及治疗后状态对模型进行优化，个人认为这是当前领域研究亟需攻克的核心问题。对此，呼吁无论是国家基金、高校基金，都应给原创性基础模型研究留出更多空间，若仅以论文产出为导向，那么很多研究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
其次，当前研究体系仍集中在小动物模型，如小鼠模型等，在大动物或更高等动物模型方面仍是空白。这种单一的小动物研究模型与人类肿瘤发生发展过程存在较大差异，即便在小鼠身上发现的规律，也未必能完全对应到患者身上，毕竟两者的解剖结构存在本质区别。
第三，从研究对象来看，基础研究多采用泛癌研究模式，但临床中不同癌种，如肺癌、乳腺癌、黑色素瘤、白血病等的转移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其转移途径、分子机制各不相同，若将其统一归为共有机制是不可行的。
最后，在临床转化层面，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实践的转化仍存在阻碍。例如，如何推动研究转化、加速临床试验审批等问题，都需要建立相应的协作机制，其中需要临床团队有意愿去拥抱基础研究技术，通过双方的协同合作与理念共识，才能让更多基础研究真正实现转化落地于临床。
《肿瘤瞭望》：基于当前临床实践和转化研究的现状，您认为未来在脑膜转移领域，有哪些关键问题需要优先解决？在临床技术创新和转化研究设计上可能会有哪些突破方向？
迟喻丹教授：目前，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仍是NSCLC软脑膜转移患者非常友好的治疗手段，但尽管其疗效显著，治疗维持持续时间仍有限，其原因有待基础研究及临床团队深入探究，比如，是否因为肿瘤可进入相关系统，但药物无法进入所导致等等。
其次，软脑膜转移涉及脑脊液这一液体环境，药物注入后，随脑脊液不断更新，药物浓度呈指数级下降，难以真正抵达病灶、作用于肿瘤细胞。长期低浓度刺激，易使肿瘤产生强耐药性，停药后疾病更可能发生快速进展。
此外，现阶段对脑转移的脑脊液循环解剖及定向等机制尚未完全明晰，生理学层面也缺乏充分解释，这需要神经生物学、肿瘤学、系统生物学等多领域研究者协同攻关，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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