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4日～26日，北京国际胸外科学术大会暨第十届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汇聚来自中国、意大利、美国、法国、奥地利、日本、土耳其等国家的400余位胸外科专家，围绕微创外科、肺癌精准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肺移植、围术期管理等前沿热点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胸外科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编者按：2026年7月24日～26日，北京国际胸外科学术大会暨第十届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汇聚来自中国、意大利、美国、法国、奥地利、日本、土耳其等国家的400余位胸外科专家，围绕微创外科、肺癌精准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肺移植、围术期管理等前沿热点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胸外科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会议现场，《肿瘤瞭望》特邀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真发教授接受专访，围绕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对外科临床决策的影响、围术期治疗模式的选择、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的新辅助靶向治疗前景，以及不可切除Ⅲ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免疫转化治疗的价值等热点议题，结合临床实践经验与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分享。
靶向免疫重塑格局，外科决策面临深刻变革
谈及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对肺癌外科的影响，张真发教授指出，当前肺癌已进入免疫治疗与靶向治疗并行的时代，靶向治疗使驱动基因阳性患者术后复发风险显著降低，免疫治疗则让部分原本不可切除的病灶获得了手术机会。两种治疗模式正在从不同维度重构外科在肺癌综合治疗中的角色定位。
在靶向治疗方面，围术期靶向治疗的研究日益增多。术前新辅助靶向治疗目前尚未形成明确结论，尽管近期有研究探索了第三代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酪氨酸激酶抑制剂（ALK-TKI）在ALK阳性患者中的应用并取得初步结果，但整体而言，新辅助靶向治疗仍未在指南层面形成共识。相比之下，术后辅助靶向治疗已相对成熟，ADAURA研究和ALINA研究为其提供了高级别循证依据，目前已成为规范化的治疗模式，为外科治疗提供了有效补充，显著提升了手术获益。
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日趋广泛，其疗效也在逐步获得学界和患者的认可。尤其是术前新辅助免疫治疗，针对Ⅱ-Ⅲ期肺癌的多项大型临床研究已证实其能够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目前已在临床中广泛应用。随着研究深入，新辅助免疫治疗相关的临床问题也在逐步得到解答。关于术后辅助免疫治疗，目前仍存在争议，相关研究尚在探索中。
张真发教授强调，无论是靶向治疗还是免疫治疗，均对肺癌外科治疗模式及临床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外科医生需要重新审视手术在全程管理中的角色与价值。
围术期治疗模式渐趋明晰，“夹心饼”式获更多认可
围术期免疫联合化疗已成为驱动基因阴性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重要治疗选择。目前，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围术期全程免疫治疗（新辅助+辅助）以及术后辅助免疫治疗等多种模式并存，临床实践中如何为不同患者选择最优策略，是外科医生面临的重要课题。
对于围术期免疫治疗三种模式的选择依据，张真发教授表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在临床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并非所有患者均适用。关于何种情况下应选择何种治疗模式，目前国内外多项多中心临床研究已提供部分答案，但仍未能解决所有问题。
结合现有临床研究结果，当前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模式为“新辅助免疫治疗+手术+术后辅助免疫治疗”的围术期全程模式，主要适用于Ⅱ-Ⅲ期患者。单纯新辅助免疫治疗（术后不给予辅助免疫治疗）的模式，如CheckMate 816研究，同样显示出良好的疗效。但从现有证据来看，“夹心饼”式围术期综合治疗模式较单纯新辅助模式具有更优的疗效，正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接受和应用。
关于单纯术后辅助免疫治疗（术前未行免疫治疗），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尽管IMpower010研究和KEYNOTE-091研究证实部分患者可从术后辅助免疫治疗中获益，但其他研究如BR.31则未观察到明确的辅助免疫治疗获益。因此，术前未接受免疫治疗而仅行术后辅助免疫治疗的获益仍不明确，不同专家对此持不同观点，尚未形成统一共识。
张真发教授认为，单纯辅助免疫治疗模式在临床应用中目前未获广泛接受，尤其考虑到其不良反应及其他治疗选择的可及性，该模式仍有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
辅助靶向地位稳固，新辅助探索初现曙光
针对驱动基因阳性患者靶向治疗在围术期的应用，张真发教授指出，靶向治疗在驱动基因阳性肺腺癌患者中的应用起步较早。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临床价值已相对明确，ADAURA研究和ALINA研究均证实，对于Ⅱ-Ⅲ期或ⅠB-Ⅲ期驱动基因阳性患者，术后辅助靶向治疗可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目前已获得各大指南推荐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关于新辅助靶向治疗，目前仍是争议较大的议题。张真发教授分析认为，肿瘤具有高度异质性，并非所有肿瘤细胞均携带相同驱动基因突变，因此部分肿瘤细胞可能对靶向治疗不敏感，导致病理完全缓解（pCR）率及主要病理缓解（MPR）率相对较低。此外，新辅助靶向治疗对手术操作可能带来不利影响，这也限制了其在临床中的广泛接受。
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大会上，备受关注的LORIN研究聚焦于潜在可切除或不可切除Ⅲ期ALK阳性NSCLC患者，旨在探索洛拉替尼新辅助治疗后序贯局部治疗及后续巩固治疗模式的临床可行性。研究初步结果显示MPR及pCR均有提升，为ALK阳性患者在新辅助靶向治疗阶段的应用前景提供了积极信号。张真发教授认为，该研究的初步结果为第三代ALK-TKI在新辅助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该结论尚需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加以证实。对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阳性患者，新辅助靶向治疗的争议更大，其疗效及对手术难度的影响在不同研究中结论不一，仍处于探索阶段。
总体而言，新辅助靶向治疗正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有初步积极信号，但其有效性、安全性及对手术的影响仍需更多研究加以验证，方能获得领域内专家学者的广泛认可。
免疫治疗拓展外科边界，不可切除向可切除转化
关于免疫治疗在驱动基因阴性不可切除Ⅲ期NSCLC中的转化价值，张真发教授表示，这一问题涉及外科领域当前的热点议题。免疫治疗的应用对外科治疗带来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初始不可切除的患者经新辅助免疫治疗后转化为可切除；部分原本需接受扩大范围手术的患者可能转化为仅需较小范围手术；甚至部分原本需手术的患者可能豁免手术。当然，也有少数患者在接受免疫治疗后，原本可切除的病灶变为不可切除。总体而言，新辅助免疫治疗使大部分患者受益。
针对初始不可切除的ⅢB期、ⅢC期乃至部分Ⅳ期患者，经新辅助免疫治疗后实现肿瘤缩小或转移灶减轻，从而获得手术机会，部分患者已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张真发教授分享了其团队正在开展的临床研究，对存在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等绝对手术禁忌证的患者，经新辅助免疫治疗后行颈部淋巴结清扫及对侧淋巴结清扫，部分患者达到pCR并实现长期生存。尽管当前样本量有限，但已初步显示出积极的治疗前景。
关于哪些患者更适合接受该治疗策略，张真发教授认为需综合评估年龄、体能状态、病理类型及基因状况等因素，建议由经验丰富的肿瘤专科医师进行多学科综合判断。
外科角色持续演进，个体化与MDT引领未来方向
展望未来，张真发教授指出，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外科治疗正面临深刻变革。一方面，部分患者通过药物治疗即可获得良好疗效，可能不再需要手术干预；另一方面，对于部分早期小结节患者，消融、放疗等非手术局部治疗方式亦可能逐步替代部分手术适应证。然而，由于肿瘤具有高度异质性特征，仍有部分患者对药物治疗或其他治疗方式反应不佳，需依赖外科手术实现根治。
因此，未来对外科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具备更高超的手术技能以应对更为复杂的病例。与此同时，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制定至关重要。如何精准筛选适合手术、围术期靶向治疗或围术期免疫治疗的患者，以及如何预测不良反应和预后，是目前全球科学家关注的焦点。
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发现为肿瘤治疗带来了颠覆性变革，但并非所有患者均能从中获益。张真发教授强调，寻找有效的生物标志物，即确定哪些患者适合何种治疗方式、哪些患者可能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是当前免疫治疗领域除探索新靶点之外最受关注的研究方向，也是亟待突破的难题。
多学科协作（MDT）模式有助于解决部分上述问题，整合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及影像科等多学科资源，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最终实现疗效最大化。张真发教授表示，通过MDT及生物标志物的深入研究，有望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有效的个体化治疗，推动肺癌外科治疗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张真发 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天津医科大学肺癌专病中心 主任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1科 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相关结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胸心外科分会胸腔镜学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
—主张左侧肺癌4L组淋巴结清扫，提出“无气管，不四区”，发表于《J Clin Oncol》
—提出“动脉先行”，提倡以动脉为核心的解剖性肺段切除，发表于《Int J Su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