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4日～26日，北京国际胸外科学术大会暨第十届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汇聚来自中国、意大利、美国、法国、奥地利、日本、土耳其等国家的400余位胸外科专家，围绕微创外科、肺癌精准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肺移植、围术期管理等前沿热点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胸外科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编者按：2026年7月24日～26日，北京国际胸外科学术大会暨第十届中意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汇聚来自中国、意大利、美国、法国、奥地利、日本、土耳其等国家的400余位胸外科专家，围绕微创外科、肺癌精准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肺移植、围术期管理等前沿热点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胸外科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会议现场，《肿瘤瞭望》特邀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方文涛教授接受专访。围绕R0切除患者术后放疗（PORT）的决策考量、R1/R2切除患者的辅助治疗选择、放疗精准化的技术进展，以及长期随访中疗效与风险的平衡等议题，结合临床实践经验与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分享。
R0切除术后放疗决策：从经验判断走向循证评估
回顾全球范围内包括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国际胸腺肿瘤协作组（ITMIG）及中国等各国胸腺肿瘤诊疗指南，关于R0切除后是否行术后放疗（PORT），各指南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方文涛教授指出，这种差异主要源于胸腺肿瘤相对罕见，开展高级别临床研究并获得高质量循证证据的难度较大，临床决策多依赖经验性判断。
以Masaoka-Koga Ⅱ期胸腺肿瘤为例，肿瘤侵犯包膜或纵隔脂肪，术后R0切除较易实现，但术后放疗的必要性一直存在争议。部分文献看似支持放疗获益，但深入分析发现，这些研究多基于美国SEER数据库，而该数据库对肿瘤分期及切除彻底性的定义与临床常用的Masaoka-Koga分期和R0切除概念并不一致。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Masaoka-Koga Ⅱ期R0切除患者常规接受PORT。
方文涛教授介绍，ITMIG正在推进关于术后辅助放疗的指南制定工作，旨在提供全面的临床评估工具。核心考量因素包括：肿瘤的恶性程度及局部复发风险、R0切除是否真正实现理想的局部控制、放疗本身的毒副反应及对特定患者的潜在风险，以及先行预防性放疗对后续复发后治疗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该指南的目标并非简单提供“是”或“否”的答案，而是帮助临床医生在接诊具体患者时，全面评估PORT的获益与风险，同时便于与患者及家属进行充分沟通，共同制定治疗决策。
R1/R2切除的决策反思：从术后弥补到术前规划
对于R1/R2切除患者的辅助治疗方案选择，方文涛教授从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第一，现有证据是否真正支持R1/R2切除患者更需要接受PORT。在ITMIG指南制定的系统回顾中，所有现有研究均未显示PORT对R0切除与R1/R2切除患者的治疗转归存在显著差异，尚无证据表明R1/R2切除患者从PORT中获益更为明确。
第二，更为关键的问题并非“手术未能切净，是否应通过放疗弥补”，而应追溯R1/R2切除发生的根本原因。传统胸腺肿瘤治疗模式中，无论分期如何，患者往往先行手术切除，再根据切缘状态决定是否放疗——这种思路本身值得反思。
方文涛教授强调，更为合理的策略是术前充分评估患者能否达到R0切除，这是外科治疗追求的核心目标，也是与预后相关性最强的因素。若评估提示R0切除难以实现，应考虑改变治疗模式，例如通过有效的诱导治疗实现肿瘤降期，提高R0切除率，而非依赖PORT弥补不足。对于技术上难以实现R0切除的肿瘤，外科干预的必要性亦需重新审视——是否可通过根治性放化疗或联合新药治疗达到同等疗效，从而使患者免于承担创伤大、风险高的手术而最终仍未能完全切除。
放疗精准化的技术进展与风险考量
从临床实践观察来看，当前放疗技术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已发生根本性变革。方文涛教授指出，这也是ITMIG指南制定过程中重点关注放疗毒副反应的原因。上世纪末的放疗技术所带来的毒副反应相对较大；进入本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至十五年间，放疗技术日趋精准，在提升疗效的同时，毒副反应也显著下降。
对于全身状况良好、手术恢复顺利的胸腺肿瘤患者，接受PORT期间出现三级以上放射相关毒副反应的风险一般在3%～5%，总体安全性较好。但对于高龄、功能状态较差或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由于肿瘤位于前纵隔，放疗不可避免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一定影响，毒副反应风险相应增加。在这些患者中，需重点考量放疗的必要性——是否存在因毒副反应而无法完成全程治疗的可能，或放疗是否会加重原有合并疾病。
长期随访中的个体化权衡：疗效与生活质量的平衡
当前学术界已形成共识：所有胸腺肿瘤均具有复发转移的潜能，既往“良性胸腺瘤”与“恶性胸腺瘤”的二分法已被摒弃。方文涛教授指出，胸腺瘤的恶性程度相对低于肺癌、食管癌等胸部恶性肿瘤，生物学行为更为惰性，其复发转移模式亦不同于上述实体瘤。
中国多中心数据库分析显示，低危胸腺瘤虽复发率较低，但复发时间可延迟至10年以上；而胸腺癌复发风险相对较高，但出现时间较早。基于此，ITMIG在2025年发布的胸腺肿瘤术后随访策略标准化定义中，已对随访方案进行了系统规范。
方文涛教授认为，鉴于胸腺肿瘤即使出现复发，部分患者仍可获得较长生存期，治疗介入时需审慎权衡疗效与创伤、风险及生活质量下降之间的平衡。以胸膜播散为例——这是胸腺瘤最常见的复发方式，目前尚缺乏有效的全身治疗手段，化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对胸膜播散的疗效均有限。局部物理性治疗（如手术、温热灌注化疗、全胸膜放疗）正处于临床探索阶段，虽已显现初步前景，但距根治目标仍有较大距离。
方文涛教授分享了在ITMIG年会上的一则病例讨论——各国专家对同一病例的处理意见差异显著：部分主张积极干预并引用小样本研究数据支持其观点；亦有专家认为患者生存期较长，而治疗带来的痛苦、生活质量下降及手术风险不可忽视，建议暂不干预。这一分歧提示，在胸腺瘤等惰性肿瘤的长期管理过程中，临床决策需在多维度信息中寻求平衡——在降低复发风险与避免过度治疗及其长期毒性之间，寻找个体化的最优解。同时，临床研究结果的汇报应客观全面地呈现获益与风险两个维度，而非仅聚焦于某一层面的阳性发现。
综上，胸腺瘤术后辅助放疗的决策需综合考量肿瘤恶性程度与进展程度、治疗方式的疗效与安全性，以及患者身体状况与个人意愿等多重因素，方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治疗，使患者获得最大程度的净获益。
方文涛 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胸外科主任
教授、博士导师
中国抗癌协会纵隔肿瘤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卫健委胸外科质控中心副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常务委员及微创外科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胸心外科学会肺癌专家组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外科学组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