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浦江泌尿肿瘤学术大会在上海召开。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与免疫治疗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尿路上皮癌治疗从晚期后线走向一线、围手术期乃至非肌层浸润性阶段；与此同时，多靶点、多载荷药物相继进入临床，也带来了序贯选择、交叉耐药与毒性累积等新问题。《肿瘤瞭望·泌尿时讯》特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卞晓洁教授接受专访，围绕ADC治疗前移、序贯策略、围手术期探索及全周期安全管理，分享临床思考。
编者按：2026浦江泌尿肿瘤学术大会在上海召开。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与免疫治疗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尿路上皮癌治疗从晚期后线走向一线、围手术期乃至非肌层浸润性阶段；与此同时，多靶点、多载荷药物相继进入临床，也带来了序贯选择、交叉耐药与毒性累积等新问题。《肿瘤瞭望·泌尿时讯》特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卞晓洁教授接受专访，围绕ADC治疗前移、序贯策略、围手术期探索及全周期安全管理，分享临床思考。
治疗前移：循着临床需求从晚期走向围手术期
01
ADC正由晚期尿路上皮癌后线治疗逐步前移至一线及围手术期。推动这一进程的核心循证逻辑是什么？面对不同分期患者，临床应如何制定个体化策略？
卞晓洁 教授：尿路上皮癌ADC的研发路径，本质上是从临床未满足需求出发。晚期患者在初诊人群中所占比例相对有限，但总体预后较差、生存时间较短，因此早期研究首先聚焦既往多线治疗失败的人群，目标是延长生存并改善生活质量。随着单药在后线显示出活性，ADC逐步向二线、晚期一线推进，并进一步与免疫治疗联合。
当晚期一线研究显示出较高的肿瘤缓解率和较深的缓解程度后，研究自然向围手术期延伸。临床关注的不只是能否缩小肿瘤，更重要的是能否提高根治性手术质量、降低术后复发风险，并为部分患者探索器官保留的可能。因此，治疗前移并不是简单把晚期方案照搬到早期阶段，而是根据疾病阶段重新设定终点、疗程和安全性要求。
具体到患者层面，仍需综合分期、肿瘤负荷、病理及分子特征、体能状态、肾功能、合并症、既往治疗和器官保留意愿。晚期阶段侧重快速控制与生存获益；围手术期则要兼顾病理缓解、手术安全和复发风险；保膀胱探索还需要更加严格的疗效评价与随访。所有方案选择，都应建立在患者病情和真实临床需求之上。
序贯破局：靶点、载荷与人群选择缺一不可
02
随着更多ADC进入一线，临床日益面临后续序贯与交叉耐药问题。ADC之间的交叉耐药主要由靶点、抗体设计还是载荷决定？哪些患者更可能从序贯治疗中获益？
卞晓洁 教授：目前尿路上皮癌中应用较多的ADC包括靶向Nectin-4的维恩妥尤单抗（EV）和靶向HER2的维迪西妥单抗（DV）。两者靶点不同，但载荷均为单甲基澳瑞他汀E（MMAE）。当患者已经接受过一种MMAE载荷ADC后，再序贯另一种同载荷ADC，是否会因载荷相关耐药而影响疗效，是临床非常关注的问题。
现有证据仍以早期研究和探索性分析为主，但已经给出一些方向性信号：在EV治疗后换用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载荷ADC，部分研究仍观察到约三成患者获得肿瘤缓解；相较之下，同为MMAE载荷的ADC之间序贯，整体表现并不总是理想。这提示ADC序贯不能只看靶点是否不同，还应同时考虑载荷机制、连接子特征、既往缓解深度和耐药模式。上述结论仍需更大样本和前瞻性研究验证。
靶点表达同样有助于细化人群。Nectin-4在尿路上皮癌中总体表达较高，EV的临床应用通常不以常规靶点筛查为前提；而对于DV，HER2表达可能具有更直接的分层价值，既往研究中HER2表达较高患者往往显示出更积极的缓解信号。未来应把靶点表达、空间异质性和治疗后的动态变化纳入评估，而不能仅依赖一次基线检测。
因此，我更倾向于把ADC序贯理解为一个多维决策：既看靶点，也看载荷；既看肿瘤生物学，也看患者既往疗效和残留毒性。必要时应优先考虑转换载荷机制，并通过临床研究回答最佳先后顺序、间隔时间以及联合策略等问题。
总结
卞晓洁教授指出，ADC正在推动尿路上皮癌治疗从晚期后线走向一线、围手术期及NMIBC等更早阶段。面对多靶点、多载荷时代，临床决策需要同时关注靶点表达、载荷机制、既往疗效、残余毒性与疾病阶段，避免以单一维度安排序贯；治疗前移也必须与规范的围手术期协作、保器官评价和全周期安全管理同步推进。只有让疗效、剂量、疗程和生活质量形成动态平衡，ADC的创新价值才能稳定转化为患者的长期获益。
卞晓洁 教授
复旦大学肿瘤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
泌尿肿瘤综合治疗组组长、泌尿肿瘤临床研究组组长
加拿大UBC前列腺中心访问学者
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编委
CPCC晚期前列腺癌中国专家共识审定专家
CUA 睾丸癌指南编委
长期从事泌尿系统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擅长前列腺癌、膀胱癌、肾癌等肿瘤的综合治疗及新药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