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4日至6日，“CACA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年会暨第十届胸部肿瘤精准治疗论坛（CTOP 2026）”在上海盛大召开。本届大会汇聚了国内外肺癌领域顶级专家学者，围绕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围术期管理及早筛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集中展示了我国胸部肿瘤精准诊疗的最新进展与前沿方向，为推动肺癌学科发展、促进学术交流与临床实践转化搭建重要学术平台。
编者按：2026年9月4日至6日，“CACA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年会暨第十届胸部肿瘤精准治疗论坛（CTOP 2026）”在上海盛大召开。本届大会汇聚了国内外肺癌领域顶级专家学者，围绕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围术期管理及早筛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集中展示了我国胸部肿瘤精准诊疗的最新进展与前沿方向，为推动肺癌学科发展、促进学术交流与临床实践转化搭建重要学术平台。
小细胞肺癌（SCLC）侵袭性强、预后差，后线治疗长期缺乏有效手段。近年来，靶向δ样配体3（DLL3）的T细胞衔接器（TCE）类药物为这一困境带来突破。与此同时，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发展迅速，但其能否取代传统化疗仍是学界争议焦点。会议现场，《肿瘤瞭望》特邀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熊安稳教授接受专访，围绕TCE在SCLC中的临床价值与安全性管理、ADC的临床定位与获益人群筛选策略等话题展开深度分享。
《肿瘤瞭望》：请您结合SCLC疾病特点及TCE药物作用机制谈谈，相较传统治疗手段，TCE疗法在SCLC治疗领域有何差异化优势？基于现有临床证据，TCE疗法在SCLC治疗中临床潜力如何？
熊安稳教授：小细胞肺癌（SCLC）约占肺癌整体的15%，具有侵袭性强、恶性程度高等特点。尽管一线含铂化疗的初始缓解率较高，但缓解持续时间短，多数患者短期内出现耐药，耐药后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在T细胞衔接器（TCE）疗法出现之前，SCLC后线治疗的有效率通常不足15%，临床需求十分迫切。
TCE是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重要进展。靶向CD19/CD3的双特异性TCE在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成功确立了TCE类药物在血液肿瘤中的治疗地位，随后逐步拓展至实体瘤领域。在SCLC中，DLL3和CD3的双特异性TCE药物，通过同时结合肿瘤细胞表面抗原和T细胞表面CD3分子，形成免疫突触、激活T细胞并介导肿瘤杀伤。该机制不依赖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I类分子的抗原呈递，可有效规避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
目前，以塔拉妥单抗为代表的DLL3/CD3双特异性TCE已在多项临床研究中展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与传统化疗相比，TCE后线治疗SCLC的客观缓解率（ORR）显著提升，且缓解更具持久性。DLL3/CD3双特异性TCE的成功为SCLC后线治疗树立了新的标准，未来随着更多靶点TCE药物的研发，SCLC治疗格局有望进一步实现突破。
《肿瘤瞭望》：TCE药物的作用机制决定了其具有不同于传统化疗和免疫治疗的特征性不良反应，其中CRS和ICANS是临床管理中的核心关注点。请您结合临床实践与研究进展，谈谈TCE疗法的安全性特征及其管理策略？在CRS和ICANS的识别与干预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的环节？
熊安稳教授：TCE疗法在显著提升SCLC疗效的同时，其不良反应谱与传统化疗和免疫治疗存在明显差异，临床管理中需重点关注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两类特征性不良反应。
CRS是TCE类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发热、低血压、缺氧等全身性炎症反应。TCE相关CRS的总发生率较高，但≥3级CRS的发生率总体可控，且多集中于前1~2个治疗周期。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患者耐受性逐渐改善，CRS发生率呈下降趋势；ICANS的临床表现较为多样，包括意识水平下降、嗜睡、定向障碍、失语等。TCE相关≥3级ICANS的发生率极低，临床需保持警惕，但无需过度担忧。
在管理策略上，CRS和ICANS的预防与早期识别至关重要。通过第1周期分步剂量递增给药和预防性皮质类固醇用药，可有效降低CRS和ICANS的发生率与严重程度。建议首次及第二次给药后进行24~48小时住院监测，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及神经系统症状。一旦发生CRS或ICANS，应根据分级标准及时干预。轻中度CRS可通过退热、补液、吸氧等支持治疗控制，若症状持续或加重，应尽早使用糖皮质激素和/或托珠单抗；ICANS则以糖皮质激素为主要治疗手段，必要时请神经科会诊。总体而言，TCE的安全性特征是可预测、可管理的。
《肿瘤瞭望》：本次大会您参与了“ADC会取代化疗成为NSCLC新基石吗”的专题辩论。请您结合临床实践现状及相关研究进展，谈谈ADC在疗效及安全性维度上与传统化疗的差异是否已经足以支撑“取代”这一判断？
熊安稳教授：这是本次大会的核心辩题之一。近年来，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在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均取得重要突破，引发了ADC能否全面取代传统化疗的讨论。关于ADC能否取代化疗成为NSCLC新基石的问题，需从作用机制、循证证据和临床实践现状等多个维度审慎评估。
ADC的本质是通过单克隆抗体将高细胞毒性载荷精准递送至肿瘤细胞，兼具靶向治疗的选择性和化疗的杀伤效力。目前，ADC在SCLC和NSCLC中均取得重要进展。尤其在驱动基因阴性的NSCLC中，OptiTROP-Lung05、OptiTROP-Lung06等研究已初步证实，ADC联合免疫治疗的疗效优于免疫单药或免疫联合化疗，为这一联合模式提供了重要循证依据。
但就现阶段而言，ADC短期内全面取代传统化疗的可能性有限。一方面，ADC载荷仍以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和微管抑制剂为主，而传统化疗涵盖烷化剂、抗代谢药、铂类等多种作用机制，作用谱更广。另一方面，ADC在靶点可及性、耐药机制、长期安全性及药物经济学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待解决的问题。
未来随着核药、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激动剂等新型载荷的引入，ADC的应用空间有望进一步拓展。但就当前而言，ADC与传统化疗更可能呈现“分层共存、序贯衔接”的关系，而非短期内完成全面替代。
《肿瘤瞭望》：ADC的作用机制涉及靶点结合、内吞、载荷释放及旁观者效应等多个环节，靶点表达水平仅是影响疗效的因素之一。基于现阶段探索进展，请您分享下除靶点表达外，还有哪些因素可能影响ADC的疗效？基于此，您认为ADC获益人群的筛选策略应向哪个方向优化？
熊安稳教授：ADC在肺癌领域最早引起关注的是靶向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ADC。研究已证实，HER2表达水平与ADC疗效具有一定相关性，这为HER2靶向ADC的精准应用奠定了基础。
然而，对于TROP2等广泛表达的靶点，迄今尚未找到明确的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已有研究表明，单纯依靠TROP2总表达水平不足以有效筛选ADC获益人群。目前有研究团队正在探索基于肿瘤细胞膜TROP2表达水平的评分方法，初步显示出一定的疗效趋势，但其临床应用的可靠性仍需大规模前瞻性研究验证。
未来ADC疗效预测指标的探索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跳出仅依赖靶点表达水平的传统思路，寻找调控抗体-抗原结合后内吞速度的关键分子，这类分子既可能成为疗效预测标志物，也可能成为干预靶点；二是借助人工智能和多组学数据综合评估，构建更精准的ADC获益人群筛选模型。上述方向均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和临床转化潜力，但需要较长周期的研究积累。
《肿瘤瞭望》：展望未来，为不断提升肺癌精准诊疗水平，您认为在靶点发现、新型药物开发和治疗模式优化等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向？
熊安稳教授：近年来，肺癌治疗先后经历了靶向治疗时代、免疫治疗时代，目前已进入ADC及多特异性抗体并行的新时代。未来肺癌精准诊疗的发展方向，个人认为，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探索。
第一个维度是各类治疗手段的持续迭代。例如，免疫治疗领域，已从PD-1/PD-L1单抗拓展至PD-1/VEGF双抗，三特异性抗体乃至四特异性抗体的研究也在推进中。ADC领域同样从单靶点ADC向双靶点ADC、双靶点双载荷ADC演进，旨在进一步提高肿瘤选择性、克服靶点异质性和载荷耐药。
第二个维度是不同治疗手段的联合优化。ADC联合免疫治疗、TCE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多种组合方案已进入临床探索阶段。其理论基础在于不同药物机制的互补与协同：ADC诱导的免疫原性细胞死亡可增强免疫治疗应答，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解除T细胞抑制状态，二者具有潜在协同效应。
随着循证医学证据的不断积累，最具临床价值的靶点组合与联合模式将逐步明确。展望未来，肺癌精准诊疗将更加依赖多机制、多靶点的综合策略，治疗模式也将从“单一药物”向“个体化联合”演进，从而为不同分子分型的肺癌患者提供更为精准、高效的治疗选择。
专家简介
熊安稳 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肿瘤科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创新药临床与转化研究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CACA)罕见突变及罕见肿瘤专委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CACA)个案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抗癌协会肿瘤呼吸内镜专委会委员
发表SCI论文40余篇（Lancet、JCO、JTO、EJC、STTT等），是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AJTR等杂志的审稿人。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1项，CSCO临床基金2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