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瞭望SABCS，联播快讯。第48届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SABCS）于2025年12月9日至13日在美国圣安东尼奥隆重举行，汇集了全球乳腺癌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与临床实践洞见。为高效传递大会精华，本期“瞭望联播”特邀深圳市人民医院胡泓教授作为现场联播专家，聚焦CACA-CBCA与SABCS联合中国专场首秀美国的历史性时刻，带您直击中外专家在精准治疗与疑难病例上的思维碰撞；同时，围绕三阴性乳腺癌治疗热点，梳理卡铂在辅助与新辅助治疗中的最新循证进展，探讨个体化强化治疗的临床可行路径，为中国乳腺癌诊疗实践提供实时、专业的国际视角参考。

 

胡泓教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的胡泓医生，我将为大家播报12月9日（SABCS大会第一天）的主要内容。

 

12月9日上午，最受关注的就是CACA-CBCS与SABCS联合举办的中国专场。这是中国专场首次在美国SABCS会议上举行，会议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余科达教授的主持下拉开帷幕。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分享了其团队十余年来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方案的精准探索历程，其成果令在场国外专家深感震撼。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瑾教授则系统介绍了中国乳腺癌诊断与治疗的实践、措施与成效，并重点回顾了CACA-CBCS既往开展的核心工作。

 

本次专场的核心环节是一场高规格的跨指南圆桌讨论。在SABCS大会主席Virginia Kaklamani教授的主持下，NCCN指南代表Hope Rugo教授、St.Gallen共识专家Michael Gnant教授、ASCO指南专家Harold Burstein教授、AGO指南专家Volkmar Müller教授、ESMO专家Giuseppe Curigliano教授、中国CACA-CBCS指南代表吴炅教授以及美国专家Seema Khan教授齐聚一堂，围绕疑难病例展开讨论，并对中外指南的差异进行了交流。现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中国专场结束后，大会还设置了多个教育环节，内容聚焦于CDK4/6抑制剂后续处理策略、辅助治疗相关问题、放疗与重建的关系，以及保乳术后复发再次保乳可行性等议题。此外，我今日（12月9日）重点关注了下午4:30开始的Rapid Fire 1和Rapid Fire 2环节内容。这两个环节发布了多项引人关注的研究更新，在此我将选取其中五项研究与大家分享。

 

 

该研究（摘要号：RF2-01）基于I-SPY 2研究数据，探讨了早期治疗中出现的不良反应与后续疗效之间的相关性。在临床实践中，患者常会提出此类疑问，例如：化疗反应不明显是否意味着治疗疗效不佳？或不良反应较重是否预示疗效更好？这些问题对患者心理也有一定影响，但此前一直缺乏相关证据支持两者存在关联。该研究利用了I-SPY 2研究中采集的患者报告结局（PRO）量表数据，借此分析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反应与其病理完全缓解（pCR）率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研究对象包括2021年至2024年间参加I-SPY2试验的288名II/III期高风险乳腺癌患者，他们接受了免疫治疗（IO）和抗体偶联药物（ADC）新辅助治疗（伴有或不伴有标准紫杉醇治疗）。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后手术时乳腺和淋巴结内肿瘤消失。288名患者通过电子方式提交了PROs，研究采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患者报告结局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PRO-CTCAE）测量了33项患者报告的不良事件。每项症状均通过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从严重程度、频率和干扰程度三个维度进行评估。研究将治疗早期（第1-3周期）出现的PRO症状进行分类（至少有一项为中度或以上），并以pCR为结局计算优势比（OR）。为了评估高等级不良事件是否在实现pCR的患者中更为集中，研究还使用最大（最严重）症状等级进行了Wilcoxon秩和检验。此外，研究在基线和第3周期（治疗开始后约第21天）通过核磁共振（MRI）测量乳腺肿瘤体积，利用增强阈值计算功能性肿瘤体积（FTV），并计算相较于基线的百分比变化（ΔFTV），FTV的减少被定义为正向变化。最后使用Benjamini-Hochberg方法进行多重假设检验校正。

 

研究结果显示，在治疗第1-3周出现中度至重度症状的患者，获得pCR的几率更高（出现症状患者与正常患者pCR对比如下）：

 

头痛（27%vs 12.5%，OR=2.59，P＜0.05）

 

关节痛（22%vs 8%，OR=3.23，P＜0.05）

 

口腔/咽喉溃疡（16%vs 5%，OR=3.56，P＜0.05）

 

肌肉痛（27%vs 10%，OR=3.15，P＜0.05）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治疗初期出现的这些症状可能与机体因治疗引发的免疫反应有关，因此它们与整体疗效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进一步显示：第1-3周出现的症状与pCR率具有较明显的相关性，但到第10-11周时，这种相关性显著减弱。这说明早期症状与治疗疗效有关，而晚期症状的相关性则不太明显。

 

 

这项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提示我们，以往临床上可能观察到类似现象：如患者也常会问到，但我们或许并未特别关注这些症状是否与疗效相关。国外的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细节，并利用I-SPY系列研究中的PRO量表，得出了这一结果，这实际上也能为临床中的一部分疑问提供解答。因此，今后若有患者在治疗初期出现较明显的肌肉疼痛、口腔溃疡、关节疼痛等症状并提出疑问时，我们可以告知她：这很可能预示着后续的新辅助治疗或化疗疗效会更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值得与大家分享。

 

 

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接受新辅助化疗（NACT）后，若存在残留浸润性病灶，通常与高复发率和较差的总生存期（OS）相关。在早期乳腺癌中，pCR与非pCR的评估与OS的关联并不一致。GBG/AGO-B研究（摘要号：RF2-01）旨在探索新辅助治疗后残余肿瘤（RT）中的增殖指标（Ki67）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水平，以更精确地预测患者预后。该研究纳入了九项GBG/AGO-B临床试验（GeparTrio、GeparQuattro、GeparQuinto、GeparSixto、GeparSepto、GeparOcto、GeparNuevo、GeparOla和GeparX）中接受含蒽环类/紫杉类方案新辅助化疗的TNBC患者。在登记的3017例患者中，1505例术后存在残余病灶（ypT>0/is，即未达pCR），其中640例拥有前瞻性收集的残余肿瘤样本，可供评估TILs和Ki67。研究主要终点为无远处转移生存期（DDFS），次要终点为OS，均采用地标分析法进行分析。

 

 

在640例可评估患者中，大多数为cT2期（57.6%），36.9%为淋巴结阳性（cN+），61.6%为II期。基线时，93.4%的肿瘤Ki67>15%（中位数51%），TILs中位数为20%。治疗后，残余肿瘤中Ki67>15%的比例降至54%（中位数18%），较基线的中位绝对变化为-27.5%。残余肿瘤中TILs中位数则增至20%，较基线增加了5%。与病灶较大（>ypT1）或淋巴结阳性（ypN+）的患者相比，达到ypT1/ypN0状态（病灶较小且淋巴结阴性）的患者，其残余肿瘤中Ki67更低、TILs更高，但这些指标与ypN状态无直接相关性。

 

 

预后分析显示，残余肿瘤中Ki67>15%与较差的DDFS（HR 1.71）和OS（HR 2.02）显著相关。Ki67每增加10%，DDFS和OS事件风险分别增加9.4%和10.7%。由此可见，在新辅助化疗之后的三阴性乳癌残留肿瘤中，Ki67的表达是可以明显的去预示患者预后的。

 

 

相反，在残余肿瘤中，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每增加10%，患者的DDFS和OS风险分别显著降低6.3%与8.7%。此外，TILs高表达（≥50%）的患者预后明显优于TILs低表达的患者，该趋势在OS分析中也得到一致呈现。

 

 

根据残留肿瘤中Ki67和TILs水平划分的四组患者，其5年生存率如下：Ki67≤15%且TILs≥50%组：DDFS为83.7%（95%CI：74.5-94.1），OS为92.1%（95%CI：84.9-99.9）；Ki67≤15%且TILs<50%组：DDFS为66.3%（95%CI：60.1-73.1），OS为75.0%（95%CI：69.3-81.2）；Ki67>15%且TILs>10%组：DDFS为55.8%（95%CI：49.9-62.4），OS为61.5%（95%CI：55.6-67.9）；Ki67>15%且TILs≤10%组：DDFS为42.4%（95%CI：32.2-55.8），OS为48.0%（95%CI：37.4-61.7）。当综合考虑Ki67和TILs时，Ki67≤15%且TIL≥50%的患者预后最好，而Ki67>15%且TILs≤10%的患者预后最差。两组间的5年DDFS差距达41.3%，5年OS差距达44.1%，显示出具有显著临床意义的预后分层能力。

 

 

这项研究的结论对临床决策具有指导价值。例如，对于一名年轻、携带BRCA突变、残留肿瘤负荷不高的患者，术后是否需使用PARP抑制剂（如奥拉帕利）常面临抉择。若该患者残留肿瘤Ki67低表达且TILs水平良好，则其复发风险相对较低，可能无需强化PARP抑制剂治疗。反之，若其残留肿瘤Ki67高表达且TILs水平低下，则提示预后较差，应考虑使用PARP抑制剂进行强化治疗。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通过评估残留肿瘤的Ki67与TILs，为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术后治疗策略的个体化选择提供了简明而有力的依据，具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

 

 

接下来我将介绍的三项研究均与铂类药物在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相关。其中第一项研究尤为值得关注，它整合了既往三项评估新辅助化疗中加入卡铂的随机临床试验，进行了一项汇总分析。该研究（摘要号：RF2-02）纳入了BrighTNess（NCT02032277，n=471）、CALGB 40603（NCT00861705，n=351）和GeparSixto（NCT01426880，n=262）三项试验的数据，评估了卡铂对pCR率、无事件生存期（EFS）和OS的影响，并探讨了胚系BRCA1/2突变状态作为潜在生物标志物的价值。

 

 

研究结果显示，在总体人群新辅助化疗中，加用卡铂可将pCR率从38.9%显著提升至55.0%，证实了铂类药物的明确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BRCA1/2突变状态对疗效的影响。在晚期乳腺癌中，已知BRCA1/2突变患者更能从铂类治疗中获益。然而，在新辅助治疗以pCR为主要终点的分析中，情况却有所不同：BRCA1/2突变患者加用卡铂并未显示出额外的pCR获益。具体数据显示，未加卡铂组的pCR率为56.1%，加用卡铂后为56.25%，两组间无显著差异。相比之下，在无BRCA突变的患者中，加用卡铂则使pCR率从35.58%大幅提高至54.02%。这一发现提示，BRCA1/2突变人群可能本身对化疗更为敏感，其基础pCR率已较高，因此加用卡铂带来的提升幅度有限。这与我们既往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

 

 

然而，随后的EFS分析揭示了更深层的获益。在总体人群中，加用卡铂确实带来了EFS的长期改善。更关键的是，在按BRCA1/2突变分层的分析中，无论患者是否存在BRCA1/2突变，加用卡铂均能显著改善其EFS。生存曲线显示，未加卡铂的两组（无论突变与否）EFS预后均较差，而加用卡铂后两条曲线均显示出明确的分离与获益。在总生存方面，虽观察到数值上的改善趋势，但尚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综上所述，这项对三项II期新辅助研究的汇总分析表明：在总体人群中，加用卡铂能显著提高pCR率并改善EFS；在pCR方面，获益主要驱动于无BRCA突变的人群；对于BRCA突变患者，pCR率无显著提升。在EFS方面，无论BRCA突变状态如何，所有患者均能从卡铂中持续获益。

 

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临床启示：在早期三阴性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阶段，BRCA突变状态可能不应作为决定是否使用铂类药物的主要依据。相反，对于无BRCA突变的患者，因其基础方案pCR率较低，更应考虑加用卡铂进行新辅助治疗的强化。

 

 

最后介绍的两项研究均为我国学者汇报，且均聚焦于铂类药物在辅助治疗中的应用。首先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小松教授汇报的RJBC 1501研究（摘要号RF2-03）。该研究在经典的EC-T方案基础上，增加卡铂作为辅助治疗，旨在评估标准方案联用卡铂治疗早期三阴性乳腺癌的疗效与安全性。

 

研究共纳入786例已接受根治性手术（保乳或全乳切除）、淋巴结阳性或淋巴结阴性但肿瘤直径≥1.0cm的早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按1:1随机分为EC-T组或EC-TCb组。主要终点为意向治疗人群（ITT）的DFS，次要终点包括DDFS、OS和安全性。

 

 

截至2025年3月1日，中位随访时间为4.52年。结果显示，加入卡铂显著改善患者DFS，风险比为0.66，意味着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34%。EC-T组与EC-TCb组的3年DFS率分别为89.8%和93.1%，5年DFS率分别为82.6%和89.5%，DFS生存曲线在随访期间持续分离。亚组分析显示一致获益趋势。

 

 

此外，DDFS和OS也有显著获益。中位随访约4.5年即观察到OS获益，在同类研究中较为少见。

 

 

安全性方面，卡铂带来的副作用与既往铂类药物应用情况相似，虽有一定额外不良反应，但患者DFS、DDFS和OS明确获益，支持其在辅助治疗中作为强化治疗的价值。该研究结果已同步发表于《临床肿瘤学杂志》。

 

 

接下来我介绍的是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李俊杰教授汇报的CITRINE研究（摘要号：RF2-03）。该研究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团队开展，旨在评估卡铂在辅助治疗中的作用。基于既往研究显示密集方案疗效更优，本研究采用剂量密集型方案作为对照组，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卡铂进行强化治疗。

 

研究于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期间，共纳入808例高危早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接受剂量密集型表柔比星联合环磷酰胺序贯每周紫杉醇的标准治疗；试验组则在相同方案基础上联合卡铂。主要研究终点为DFS；次要研究终点包括无复发生存期（RFS）、DDFS、OS及安全性。

 

 

中位随访44.7个月后，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3年DFS存在显著差异：试验组为92.3%，对照组为85.8%，风险比为0.64，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36%。所有预设亚组均显示出一致的获益趋势。该研究中DFS的提升幅度与前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RJBC-1501研究结果高度接近，两项研究均在3年随访时展现出显著获益。此外，本研究也较早观察到DDFS与OS的显著改善，这在同类早期研究中较为少见。

 

 

综上所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CITRINE研究证实，在高危早期三阴性乳腺癌的辅助治疗中，加用卡铂可显著改善RFS、DDFS和OS。该研究结果近期已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对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来说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

 

 

在去年的ASCO大会上，韩国研究者发起PEARLY研究结果也显示，在标准蒽环类药物和紫杉醇类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卡铂可显著改善早期TNBC患者的EFS。

 

 

当前三阴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领域，我们关注的除卡铂外还包括帕博利珠单抗等药物，KEYNOTE-522研究已证实帕博利珠单抗的价值，未来预计还会有更多相关研究涌现。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前期的Meta分析，还是近期国内两项辅助治疗研究，均再次印证了卡铂在新辅助与辅助治疗中的重要地位。未来，卡铂联合治疗有望进一步成为标准方案。在实际临床中，若条件允许，可考虑联合卡铂与帕博利珠单抗进行强化治疗。综合现有证据，加用卡铂不仅可提升pCR率，对延长患者生存也具有更为重要的临床意义。

 

 

以上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尽管今天涉及的研究数量不多，但涵盖了几方面的重要进展：从不良反应预测疗效，到三阴性乳腺癌新辅助及辅助阶段卡铂的应用研究，以及新辅助治疗后残留肿瘤中Ki67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变化及其临床启示。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虽未引入太多全新药物，却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切实的指导，并有望推动治疗策略的进一步优化。我的播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