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主办的2025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2025）于2025年9月9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圆满闭幕。作为肺癌及其他胸部恶性肿瘤领域全球领先的多学科肿瘤学盛会，本次大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专家学者参会，围绕肺癌及其他胸部恶性肿瘤的前沿诊疗进展展开了深入探讨。
由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主办的2025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2025）于2025年9月9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圆满闭幕。作为肺癌及其他胸部恶性肿瘤领域全球领先的多学科肿瘤学盛会，本次大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专家学者参会，围绕肺癌及其他胸部恶性肿瘤的前沿诊疗进展展开了深入探讨。
本届大会，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岳东升教授团队主持开展的RATIONALE-315研究公布了最终分析结果，《肿瘤瞭望》特邀岳东升教授现场接受专访，解读该项研究成果、分享围手术期免疫治疗领域热议话题，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岳东升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科及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
UCSF访问学者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胸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感染性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委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肺癌专委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青委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标志物专委会委员
肿瘤瞭望：本次大会上，您汇报了RATIONALE-315研究最终分析结果，显示总生存期（OS）的显著获益。请您为我们解读下最终分析结果，这对于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格局有何积极影响？
岳东升教授：RATIONALE-315研究在既往国际会议上面陆续的公布了研究结果，在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与新辅助化疗相比，围手术期替雷利珠单抗联合新辅助化疗在主要病理缓解（MPR）、无事件生存期（EFS）和病理完全缓解（pCR）方面均有具有临床意义且统计学意义的改善，同时安全性及耐受性可控。
那么在今年WCLC上，我们主要公布了RATIONALE-315研究4年总生存期（OS）的结果，中位研究随访时间为38.5个月，与照组相比，替雷利珠单抗组4年OS率有近10%的绝对的提升，将患者死亡风险下降35%（HR 0.65）。同时我们还更新了EFS结果，与照组相比，EFS也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此外，随着随访时间延长，安全性及耐受性特征与中期分析一致，未出现新的或加重的安全性信号。该结果展示了，在可切除NSCLC患者中，与新辅助化疗相比，新辅助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序贯辅助替雷利珠单抗治疗显示出具有统计学意义和临床意义的OS获益，且EFS的显著改善持续存在。该方案耐受性良好、安全性可控，有望成为这类患者的新治疗模式。
我们知道，近期，在FDA肿瘤卓越中心（Oncology Center of Excellence）发布的《肿瘤临床试验中总生存期（OS）评估方法指南草案》中提出，在可行情况下（如疾病致命性强、随访可行性高），OS应优先作为主要终点；若选择替代终点（如PFS、ORR），需论证其与OS的强相关性。并且，即使即使基于替代终点加速审批获批，上市后确证性试验仍需以OS为核心验证指标，未达标药物面临退市风险。由此可见，在未来创新药物临床研究中，将更多关注OS的获益情况。由此，本届大会RATIONALE-315研究4年OS的结果的公布，再次力证了替雷利珠单抗围手术期治疗在可切除NSCLC患者治疗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肿瘤瞭望：我们看到，不仅OS，EFS的获益也得到了持续和巩固。更值得注意的是，亚组分析显示无论PD-L1表达、分期或病理类型，患者均能获益。您认为这一发现为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策略临床实践中患者选择有何启示？
岳东升教授：我们知道，临床实践中大家对RATIONALE-315研究中替雷利珠单抗围手术期治疗可切除NSCLC患者在不同亚组、不同分层因素的治疗获益情况仍抱有高度期待。从研究结果来看，在我们重点关注的亚组，无论是不同病理类型、PD-L1表达状态，还是不同疾病分期的患者中，均能观察到明确的长期生存获益；由此可见，对于Ⅱ-Ⅲ期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的全人群，该治疗方案均具有生存获益潜力。
不过，在临床落地时，外科医生、患者及家属对部分亚组的个体化治疗选择仍存在困惑与争议。例如，对于Ⅱ期患者，不少专家认为其可直接实现R0切除，由此引发疑问是否只需术后辅助治疗，而非将辅助治疗前移至术前？再如，中国人群中鳞癌患者占比更高、腺癌占比相对较低，究竟哪类病理类型是该方案的优势人群？此外，PD-L1表达状态的影响也始终是关注焦点。而我们的亚组分析结果已明确回答：无论患者处于何种分期、何种病理类型，均能从该方案中获益。
这里有一个核心信息，想与各位专家进一步展开说明：包括RATIONALE-315、KEYNOTE-671、CheckMate-77T在内的多项同类研究，其入组人群均为“可直接实现R0切除”的患者，即便是Ⅲ期患者也不例外。我们之所以建议Ⅱ期患者同样接受术前新辅助治疗，关键依据在于研究的长期生存数据，Ⅱ期患者接受该方案后，4年OS可实现10%的绝对提升。
因此，我想与各位同道分享的核心观点是，将治疗前移至术前，并非为了“降期以实现可切除”，而是基于长期随访结果的明确证据，术前治疗能为患者带来实实在在的长期生存绝对获益。
肿瘤瞭望：安全性是临床决策重要考量因素，请您基于现阶段研究成果，为我们解读下“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新辅助治疗序贯术后辅助治疗”策略整体安全性如何？对其不良反应管理应重点考量哪些因素？
岳东升教授：此前，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安全性一直是临床争议焦点，也让不少医生和患者存在顾虑。但随着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担忧正逐步得到缓解，目前已有多项Ⅲ期研究数据支持，且国内众多医院与中心也积累了丰富的Ⅱ期临床实践经验。
从实际应用来看，随着临床使用经验的增多，大家逐渐发现，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总体不良事件（AE）发生率其实相对较低，且大多处于可控范围；因AE导致患者最终无法手术的比例更是远低于预期。以研究数据为例，包括RATIONALE-315在内的多项围手术期研究显示，全组患者中无法手术的比例约为16%-20%，但其中真正由AE直接导致不能手术的比例仅占3%-5%。
因此，从安全性角度而言，随着临床管理经验的成熟，AE已不再是制约围手术期免疫治疗开展的主要因素。只要做好规范的AE监测与管理，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安全性完全可控。
肿瘤瞭望：目前，对于可切除NSCLC的治疗，主要有有新辅助、辅助、围术期三种治疗模式，本次大会亦设专场，对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的新辅助、辅助及围手术期治疗方式的优劣，请您结合最新研究进展，谈谈您如何看待这三种治疗模式的临床价值？
岳东升教授：过去数年，非小细胞肺癌围手术期的三种治疗模式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一是以CheckMate 816为代表的“单纯术前新辅助治疗”模式；二是既往部分研究探索的“单纯术后辅助治疗”模式；三是以RATIONALE-315、KEYNOTE-671、CheckMate-77T等Ⅲ期研究为代表的围术期“全程治疗”模式。当前争议的核心焦点之一，便是“术后是否需要进行辅助免疫治疗”。
在今年WCLC上，另一项Ⅲ期研究，NADIM ADJUVANT研究的结果为这一争议提供了重要参考。该研究纳入了ⅠB-Ⅲ期患者，对比术后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从已公布的3年无病生存期（DFS）数据来看，术后辅助免疫治疗能显著提升ⅠB-Ⅲ期患者的DFS，这从另一角度印证了术后辅助免疫治疗的临床价值，也让围手术期“全程治疗模式”的推荐依据更为充分。
当然，“是否所有患者都需接受术后辅助免疫治疗”仍存争议，例如临床高度关注的“pCR患者是否需要继续术后辅助治疗”等问题仍需更多研究数据来明确答案。
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年WCLC的“可切除NSCLC围手术期免疫治疗”专场，有多项相关研究将陆续公布最新随访结果。我们期待这些新数据能进一步充实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证据体系，为临床实践提供更精准的指导。
肿瘤瞭望：基于本届大会相关研究进展，最后请您分享下，您认为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策略在临床实践中仍有哪些未满足需求？为了为可手术NSCLC患者提供更加个体化、精准化治疗策略，围手术期免疫治疗领域未来有哪些方向值得深入探索？
岳东升教授：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当前围手术期免疫治疗有几个核心热点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第一个是pCR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策略。这一问题虽仍存争议，但临床已形成部分相对共识，不过最终结论仍需更多高质量研究佐证。同时，现有证据已明确pCR与OS存在显著相关性，以RATIONALE-315研究为例，其pCR率达41%，而其他同类研究的pCR率多在20%左右。由此可见，如何进一步提高pCR率，让更多患者通过pCR提升最终转化为OS获益，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第二个重点方向聚焦于未达pCR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优化。目前临床中，仅20%-40%的患者能达到pCR，意味着60%-80%的患者属于未达pCR人群。对于这部分患者，现有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研究多推荐术后单纯给予辅助免疫治疗，但临床仍有争议，如“这种治疗强度是否足够？是否需要在现有方案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治疗，以提升未达pCR患者的长期生存获益？”等问题同样需要未来开展更多针对性临床研究来明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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