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0-16日，第九届华西泌尿肿瘤天府学术大会暨四川省抗癌协会第十一次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学术会议在成都盛大召开。本次大会汇聚了国内外泌尿肿瘤领域的顶尖专家，旨在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会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朱耀教授发表了题为“前列腺癌免疫治疗评估”的精彩演讲，深刻剖析了过去十年该领域临床研究的成败得失，并对未来的精准治疗策略进行了前瞻性展望。本文基于朱耀教授的报告内容进行深度梳理，以飨读者。
编者按：2025年11月10-16日，第九届华西泌尿肿瘤天府学术大会暨四川省抗癌协会第十一次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学术会议在成都盛大召开。本次大会汇聚了国内外泌尿肿瘤领域的顶尖专家，旨在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会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朱耀教授发表了题为“前列腺癌免疫治疗评估”的精彩演讲，深刻剖析了过去十年该领域临床研究的成败得失，并对未来的精准治疗策略进行了前瞻性展望。本文基于朱耀教授的报告内容进行深度梳理，以飨读者。
现状审视：前列腺癌免疫治疗的“至暗时刻”
在前列腺癌的综合治疗谱系中，雄激素剥夺治疗（ADT）始终占据着基石地位。朱耀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所有的联合治疗方案都试图成为ADT的“最佳拍档”，以期实现“1+1>2”的协同效应。然而，回顾现有的N-back研究及最新的临床数据，前列腺癌免疫治疗的现状却令人深思。
朱耀教授首先指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前列腺癌中获批的适应症极为狭窄。不同于其他实体瘤，前列腺癌的免疫治疗获批主要基于“泛肿瘤”标准，即仅限于错配修复缺陷（dMMR）、微卫星不稳定性高（MSI-H）或肿瘤突变负荷（TMB）大于10的患者群体。然而，这一特征人群在前列腺癌中的发生率极低，仅占1%至2%，远低于尿路上皮癌（如林奇综合征相关人群）。此外，尽管针对HER2高表达（IHC 3+）的患者可尝试抗体偶联药物（ADC）如T-DXd治疗，但总体而言，不加筛选的前列腺癌人群并不适合常规免疫治疗。
回顾过去发表在《Immunity》上的肿瘤免疫循环理论，前列腺癌免疫治疗之所以屡战屡败，提示其免疫逃逸机制并非单一环节的缺陷，而是一个多环节的系统性崩塌。这意味着，既往聚焦于单一靶点或环节的研究设计，可能注定无法解开这一复杂的生物学谜题。这也为临床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面对多环节缺陷时，如何设置合理的对照组？是改变对照药物，还是改变分子亚型的筛选标准？这些问题成为了该领域亟待解决的核心痛点。
历史回溯：临床研究失败背后的深刻启示
朱耀教授将前列腺癌免疫治疗的探索历程形容为“一系列昂贵的试错”。从大约15年前CTLA-4抑制剂（Ipilimumab）的问世开始，研究者们尝试了多种联合策略，包括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新型内分泌治疗（ARPI）、PARP抑制剂（多聚ADP核糖聚合酶抑制剂）以及化疗或放疗，旨在通过不同机制激活免疫微环境。
尽管这些投入了数千例患者和巨额研发资金的三期临床研究最终多以阴性结果告终，但朱耀教授认为，其中的数据细节仍蕴含着重要的科学启示：
首先，在Ipilimumab联合放疗的研究中，尽管总体生存期（OS）未获益，但生存曲线显示出明显的“拖尾效应”。部分患者在经历初期的副作用风险后，获得了长期的生存获益。这提示我们，单纯使用Log-rank检验可能会掩盖免疫治疗的远期优势，未来的研究需重点关注如何放大远期疗效并降低早期毒副作用。
其次，在联合新型内分泌治疗的研究中，出现了令人困惑的现象：联合治疗组的OS反而劣于单用恩杂鲁胺组。虽然影像学显示实体病灶有退缩，但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并未同步下降。这表明，ARPI对肿瘤微环境的重塑作用可能并未如预期般激活T细胞通路，甚至可能引入了复杂的负反馈机制。
此外，化疗联合PD-1抑制剂的研究揭示了对照组选择的困境。化疗作为晚期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的标准治疗，其本身能带来长达19个月的中位OS和8.3个月的影像学无进展生存期（rPFS）。任何新型免疫联合疗法若想在总生存上超越化疗，面临着极高的门槛。同时，化疗相对可控的毒性（3级AE约36%）也使得新疗法在安全性评估上面临严峻挑战。
精准突围：从全人群到分子分型的范式转变
“不加选择的人群研究注定失败，精准筛选才是破局关键。”朱耀教授通过剖析最新的临床证据，指出了前列腺癌免疫治疗的新方向。
2024年发表在《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JCO)》上的NEPTUNE研究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该研究针对三个特定的分子亚型人群进行了探索：dMMR/MSI-H人群、双等位基因DDR（DNA损伤修复）突变人群以及高免疫浸润人群（IHC证实）。
结果显示，dMMR人群对免疫治疗的响应率高达70%，而普通前列腺癌人群仅为10%左右。这一数据强有力地证明，如果能将肿瘤细胞从pMMR（错配修复完整）状态转化为dMMR状态，疗效将实现质的飞跃。朱耀教授强调，dMMR人群不仅是治疗的“标杆”，更是未来研究的最佳对照模型。通过解析dMMR人群为何有效、如何耐药，我们可以反向推导其他类型前列腺癌中缺失的免疫环节。
同期发表的INSPIRE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仅有BRCA突变是不够的，必须是双等位基因缺失才能产生足够的免疫原性。这些研究共同推动了前列腺癌治疗从“打包式”研发向“精细化”分型的转变。
前沿展望：双特异性抗体与新型药物的崛起
在谈及未来的研究热点时，朱耀教授重点介绍了T细胞衔接器（T-cell Engager，TCE）在前列腺癌中的突破性进展。如何将“冷肿瘤”变“热”，将T细胞强行拉入肿瘤微环境，是当前最受关注的策略。
朱耀教授特别提到了今年5月投稿、6月即被《JCO》接收的一项关于KLK2（激肽释放酶2）与CD3双特异性抗体（JNJ-78278343）的研究。该药物不仅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更重要的是其安全性表现优异，3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发生率仅为8.9%。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既往的双免治疗（PD-1+CTLA-4）虽有效，但因高毒性而难以广泛应用。
目前，针对该药物已开展了五项临床试验，其中包括两项大型三期研究，分别探索其在末线治疗以及与化疗联合应用的效果。这一新型药物的出现，标志着前列腺癌免疫治疗正进入一个以新型抗体工程和更精准的药物组合为特征的全新阶段。
总结与寄语
朱耀教授在总结中坦言，虽然截至目前前列腺癌所有的三期免疫治疗研究均告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免疫治疗在前列腺癌中毫无立足之地。dMMR人群70%的有效率如同一座灯塔，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未来的研究应当聚焦于三个维度：一是更精准的人群筛选，利用分子生物学特征重新定义目标患者；二是更科学的对照组设置，充分考虑多环节免疫缺陷的特性；三是更创新的药物形式，如TCE类药物（Bispecifics）、核素偶联药物等。前列腺癌的免疫治疗正在经历从盲目尝试到理性回归的过程，随着对免疫微环境认知的不断深入，我们有理由期待像JNJ-78278343这样具有突破潜力的药物，终将打破坚冰，为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带来长期生存的希望。
朱耀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行政副主任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编委ESMO Asia 2026泌尿肿瘤领域主席Prostate Cancer and Prostatic Diseases编委、MDT Perspective专题负责人国际泌尿资讯播客GUCast特约顾问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前列腺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上海东方英才计划拔尖人才、优秀学术带头人、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医苑新星”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年完成前列腺癌根治术超过500台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5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