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凭借其“精准递送、高效杀伤”的独特机制，显著改变了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格局。它有效填补了靶向治疗耐药与免疫治疗应答不足之后的临床空白，并已从后线治疗逐渐向前线推进，成为当前重要的治疗选择之一。然而，ADC的发展既承载着精准治疗的理想，也面临着诸多临床现实挑战。为此，《肿瘤瞭望》在会议期间特邀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进行专访，围绕ADC的作用机制、临床突破与当前困境展开深入解读。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2025北京紫禁城肺癌年度会议暨第十七届肺癌多学科诊治进展会议于2025年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汇聚了我国肺癌领域的众多顶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肺癌精准诊疗的最新进展与未来方向。
近年来，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凭借其“精准递送、高效杀伤”的独特机制，显著改变了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格局。它有效填补了靶向治疗耐药与免疫治疗应答不足之后的临床空白，并已从后线治疗逐渐向前线推进，成为当前重要的治疗选择之一。然而，ADC的发展既承载着精准治疗的理想，也面临着诸多临床现实挑战。为此，《肿瘤瞭望》在会议期间特邀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进行专访，围绕ADC的作用机制、临床突破与当前困境展开深入解读。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吴一龙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肿瘤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IASLC杰出科学奖获得者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医师协会（GDMDA)会长
广东省人民医院（GDPH）首席专家
广东省肺癌研究所（GLCI）名誉所长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主席
2018-2024年临床医学领域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荣誉主席，首任理事长
肿瘤瞭望：ADC药物被称为“魔法子弹”，近年来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请您结合ADC药物的结构优势及相关研究进展，谈谈近年来该类药物在NSCLC治疗中取得了哪些关键突破？您如何看待ADC药物在当前NSCLC整体治疗格局中的定位？
吴一龙教授：抗体偶联药物（ADC）在设计上具有双重机制优势：一是通过抗体介导的靶向递送，实现药物在肿瘤组织的选择性聚集；二是借助高效细胞毒性载荷，实现对肿瘤细胞的高效杀灭。基于上述机制，ADC常被称为“魔法子弹”，承载了精准治疗的期望。然而，临床实践与理想模型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目前，非小细胞肺癌（NSCLC）领域已获批的ADC药物中，仅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ADC在早期强调患者选择，而近期证据支持其在不同表达水平患者中均显示活性，因此临床应用中已逐步放宽筛选标准。后续开发的ADC，如靶向TROP2、HER3等药物，虽作用于明确靶点，但多数临床研究并未强制要求基于生物标志物的患者筛选，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精准治疗的理念形成反差。另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在非选择人群中应用ADC，其毒性谱及发生强度可能高于早期预期。
尽管如此，ADC药物在NSCLC领域仍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例如，针对HER2突变NSCLC的ADC已获批上市，TROP2 ADC在国内也已获批用于EGFR突变经治患者等。ADC已成为肿瘤药物研发的热点领域，在部分治疗场景中展现出重要价值，并有多个新药处于临床开发与申报阶段。
从药物研发逻辑而言，靶向治疗的本质在于筛选获益人群。因此，未来ADC的临床应用有望进一步向精准选择患者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治疗效益的最大化。
肿瘤瞭望：精准治疗是ADC药物的核心理念。目前针对TROP2、HER2等不同靶点的ADC药物相继涌现，但在临床实践中，除HER2突变外，多数ADC在临床应用前尚未强制要求进行生物标志物检测。在您看来，未来应如何构建更精准的患者筛选体系？生物标志物的探索还有哪些新方向值得关注？
吴一龙教授：当前，NSCLC的治疗格局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发展：第一条路径，是针对驱动基因阳性患者。既往，我们关注的驱动基因主要是指那些存在突变、重排或融合的靶点，这是一种“有”或“无”的定性关系。而近年来的一个重要拓展是，像“基因扩增”这类定量变化的分子事件，也正被确立为新的驱动基因。例如，我们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MET扩增可作为一种驱动变异，针对广泛性MET扩增的患者已有相应的抑制剂疗法。这无疑开拓了一个更广阔的精准治疗领域。第二条路径，是针对驱动基因阴性患者。目前，这部分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是以免疫治疗为核心。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以ADC和双特异性抗体（BsAb）为代表的新型药物，其应用范围正在跨越上述两条路径的界限。它们既可用于治疗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也可用于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似乎在促使两种治疗策略走向融合。当然，这种“分久必合”的趋势及其最终能否为患者带来更优的获益，仍需前瞻性的临床试验来证实。
除了路径融合的趋势，我们面临的另一个现实是，在每一种具体的临床场景下，可选的治疗方案诸多，如对于一线治疗失败的EGFR突变患者，后续可选择的策略就包括传统化疗、针对共突变（如MET扩增）的联合靶向治疗、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以及ADC药物等。即便在一线治疗中，无论是驱动基因阳性还是阴性的患者，也面临着多种单药或联合方案的选择。
因此，当前新药研发和价值评估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新药对比过去的标准治疗取得疗效突破。而是，所研发的创新药物必须与当前该场景下“最优的”现有方案进行比较，并证明其具有明确的优势，极大提升了研发难度。如相关研究表明，即便在驱动基因阴性患者的一线治疗中，某些ADC药物的疗效数据与现有最佳治疗方案相比，其改善幅度可能存在重叠，亟待优化。
基于以上背景，个人认为未来要推动ADC乃至整个治疗领域的发展，如下两点至关重要：第一，必须追求更高的治疗精准性。对于ADC药物而言，需要探索更有效的生物标志物来筛选优势人群，旨在实现疗效的显著提升，而不仅仅是与现有方案疗效相当。第二，亟需建立清晰的临床决策优先顺序。当同一个场景下有多个有效药物时，我们必须通过高质量的研究证据，来界定何种情况下应优先选择何种药物，从而为临床医生提供明确的治疗路径指导。选择过多而无序，本身也会成为临床实践的新挑战。
肿瘤瞭望：ADC药物通过“靶向递送”机制在提升疗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如间质性肺病、血液学毒性等独特的不良反应。请您结合临床经验谈谈，在ADC药物的全程管理中，有哪些关键的监测节点和应对策略，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平衡疗效与安全性？
吴一龙教授：ADC药物的不良反应谱确实具有其独特性。一方面，它包含了一些与化疗相似的毒性，例如血液学毒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与免疫治疗或靶向治疗相关的毒性，例如间质性肺病和皮疹。此外，还有一些相对特殊的毒性表现，例如角膜炎，在ADC治疗中需要特别关注。疲乏等全身性症状也较为常见。
因此，对于ADC药物的不良反应管理，关键在于建立系统性的监测与处理策略：
首先，关键在于提高临床警觉并实施早期监测。医务人员需要充分了解各类ADC可能出现的特定毒性，并在治疗过程中保持高度警惕。对患者进行充分的教育，使其了解可能出现的症状也至关重要。这样可以在不良反应出现早期迹象时及时识别并干预，从而有效减轻其严重程度。
其次，必须建立规范化的分级处理流程。一旦出现中重度不良反应，则需根据既定的诊疗指南进行规范处理。对于可能危及生命的严重不良反应（如重度间质性肺病），必须立即停药，并及时启动包括专科支持在内的系统性治疗，必要时应住院管理。
目前，随着ADC药物临床应用的积累，针对其常见毒性（如角膜炎、严重皮肤反应等）已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管理共识和应对措施。总体而言，随着临床经验的不断丰富，我们对ADC药物安全性的管理会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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