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初春，珠江之畔；万物复苏，群贤毕至。2026年2月27日至28日，第23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于广州盛大召开。作为2026年开年首场国内肺癌领域高水平学术会议，本届论坛以“历史转折关头的小细胞肺癌”为主题，汇聚国内外顶尖专家，围绕病理诊断、分子分型、局部与全身治疗进展层层递进，针对MRD应用、治疗时机、新型药物策略等临床关键议题展开深度思辨，在观点交锋中凝聚真知灼见，擘画未来治疗蓝图。
羊城初春，珠江之畔；万物复苏，群贤毕至。2026年2月27日至28日，第23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于广州盛大召开。作为2026年开年首场国内肺癌领域高水平学术会议，本届论坛以“历史转折关头的小细胞肺癌”为主题，汇聚国内外顶尖专家，围绕病理诊断、分子分型、局部与全身治疗进展层层递进，针对MRD应用、治疗时机、新型药物策略等临床关键议题展开深度思辨，在观点交锋中凝聚真知灼见，擘画未来治疗蓝图。
会议期间，《肿瘤瞭望》特邀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岳东升教授，就外科手术在SCLC治疗中的角色演变、局限期患者治疗模式的精准抉择、广泛期患者局部治疗时机的把握，以及新型药物与局部治疗联合应用的前景等热点问题展开探讨。特此整理，以飨读者。
岳东升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科及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
UCSF访问学者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胸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感染性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委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肺癌专委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青委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标志物专委会委员
《肿瘤瞭望》：随着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创新手段的快速发展，外科手术在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S-SCLC）治疗路径中的适应证正在经历深刻演变。首先，请您结合临床实践与相关研究进展，谈谈您如何看待外科手术在当前小细胞肺癌治疗格局中的角色演变？
岳东升教授：外科治疗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地位早已确立，但在小细胞肺癌（SCLC）领域，尤其是局限期或局部晚期，长期以来争议不断。虽然国内外指南均推荐对T1-2N0M0的早期患者进行手术切除，但在真实世界中，真正接受手术治疗的比例并不高，这一方面源于传统观念认为SCLC是全身性疾病、局部治疗意义有限，另一方面也与术前分期不够精准有关。
然而，随着我们对SCLC生物学行为认识的深入，以及新型治疗手段的涌现，外科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审视。可以说，在精准分期和有效全身治疗的支持下，外科正在从SCLC治疗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未来有望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局部控制作用。
《肿瘤瞭望》：ADRIATIC研究的成功奠定了同步放化疗后免疫巩固治疗在局限期小细胞肺癌中的新标准。在此背景下，请您结合相关进展，谈谈在临床上对于可切除的LS-SCLC患者时，应如何在“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手术”模式与“同步放化疗+免疫巩固”标准方案之间进行精准抉择？
岳东升教授：这一议题确实是当前多学科讨论的热点与难点。ADRIATIC研究证实，对于不可手术的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S-SCLC），在同步放化疗后采用度伐利尤单抗巩固治疗，可将中位总生存期从33.4个月显著延长至55.9个月，从而确立了非手术治疗模式的新标杆。然而，对于可切除患者，是直接采用这一治疗策略，还是先行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再考虑手术，目前仍缺乏头对头的前瞻性比较研究。
在NSCLC领域，现有数据显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可显著提高病理完全缓解率（pCR），国内多项研究报道pCR率达40%～50%，且该指标已被证实与长期生存获益呈正相关。然而，对于SCLC患者而言，pCR的提升能否最终转化为总生存获益，仍有待正在开展的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验证。因此，未来在手术与同步放化疗后巩固免疫治疗之间，究竟应如何抉择，仍需经历一段持续探索的过程。
《肿瘤瞭望》：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治疗长期以全身治疗为主，局部治疗的价值相对有限。然而，CREST等研究提示胸部巩固放疗在部分患者中仍可带来生存获益。请您结合相关研究进展，谈谈在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治疗过程中，有哪些值得把握的“局部治疗时机”？我们应如何筛选可能从巩固放疗或脑部局部治疗中获益的优势人群？
岳东升教授：既往认为广泛期患者预后极差，局部干预意义不大。随着新型药物的涌现，即便是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患者，也能够获得较长的疾病缓解持续时间（DoR）。以芦比替定为例，其在二线治疗中的中位DoR可达5个月以上；而塔拉妥单抗的表现更为突出，在临床研究中DoR能够达到10个月以上。这就为我们赢得了足够的时间窗口，去介入局部治疗。
局部治疗的范围其实很广，包括胸部原发病灶、脑转移灶，甚至是一些肾上腺、肝脏等部位的寡转移病灶，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未来局部干预的切入点。从治疗手段来看，虽然放疗是主流，但部分器官也可考虑介入治疗，甚至有些情况下手术也能发挥一定作用。因此，在患者能够获得较长PFS或DoR的背景下，ES-SCLC的局部治疗机会正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具体到循证医学证据，CREST研究确实提供了重要参考。该研究显示，对于化疗后有效的广泛期患者，给予胸部巩固放疗（30 Gy/10次）可显著降低胸内复发率（从46%降至19%），并将2年总生存率从3%提升至13%。进入免疫治疗时代后，这一问题的讨论维度更加丰富。随着PD-L1抑制剂联合化疗成为一线标准治疗，患者的初始客观缓解率可达60%～70%，中位OS也延长至12～15个月。这为局部治疗创造了更充足的时间和更有利的条件。因此，对于这部分一线治疗有效的患者，特别是胸腔内存在残留病灶或出现寡转移的个体，应积极评估局部干预的必要性。
《肿瘤瞭望》：双特异性抗体和抗体药物偶联物在SCLC后线治疗中展现出显著疗效，并正逐步向前线及局限期治疗推进。展望未来，您如何看待这类新型药物与局部治疗手段（如放疗、手术）的联合应用前景？这些新兴疗法的加入，将如何重塑未来SCLC局部治疗的决策逻辑？
岳东升教授：首先，这些新型药物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SCLC的治疗选择，其临床应用也正在经历从后线向前线、从广泛期向局限期、乃至向围术期逐步迁移的过程。以双特异性抗体为例，塔拉妥单抗在DeLLphi-301研究中，二线治疗客观缓解率（ORR）达40%，中位总生存期（OS）达14.3个月，而DeLLphi-304研究更证实其相比化疗显著延长总生存（13.6 vs 8.3个月），且安全性优于化疗。ADC药物如靶向B7-H3的I-DXd在经治患者中ORR超过50%，脑转移亚组同样有效。这些成果意味着，即使是后线患者，我们也有了高效低毒的新选择。
展望未来，个人认为，这些新型药物与局部治疗的联合应用前景广阔。一方面，它们能够通过强有力的全身疾病控制，为局部治疗创造更佳的介入时机，使原本不可手术或不可放疗的患者转化为可局部治疗的人群；另一方面，从作用机制上看，这类药物本身也可能与放疗产生协同增效。例如，双特异性抗体介导的T细胞激活可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从而增强放疗的远隔效应；而ADC药物所携带的细胞毒性载荷可加剧DNA损伤，与放疗形成叠加或协同的杀伤效应。
那么，这类新型药物未来是否有望进一步拓展至新辅助治疗，甚至是SCLC术后的辅助治疗？这确实是我们值得积极探索的方向。虽然目前相关的循证医学证据尚不充分，但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在不远的将来，SCLC的整体治疗格局将发生深刻变革。局部治疗手段与这些新型药物的有机结合，有望重塑SCLC的治疗路径。未来的决策逻辑可能不再仅仅是“手术”与“放疗”之间的非此即彼，而是基于患者的分子特征——如DLL3或B7-H3的表达水平，以及对全身治疗的反应，制定涵盖新辅助治疗、局部干预和术后维持在内的全程化、个体化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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