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存在一定的术后复发风险，尤其高危和极高危患者的5年复发率可达50%以上。近年来，在传统卡介苗（BCG）灌注的基础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抗体偶联药物（ADC）的涌现为高危NMIBC患者降低术后复发风险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在2026年EAU大会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沈益君教授代表团队口头汇报了正在开展中的III期HERO研究。该研究聚焦新型HER2 ADC维迪西妥单抗联合BCG膀胱灌注，用于未经BCG治疗的高危NMIBC患者，有望为该联合方案的临床应用提供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
编者按：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存在一定的术后复发风险，尤其高危和极高危患者的5年复发率可达50%以上。近年来，在传统卡介苗（BCG）灌注的基础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抗体偶联药物（ADC）的涌现为高危NMIBC患者降低术后复发风险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在2026年EAU大会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沈益君教授代表团队口头汇报了正在开展中的III期HERO研究。该研究聚焦新型HER2 ADC维迪西妥单抗联合BCG膀胱灌注，用于未经BCG治疗的高危NMIBC患者，有望为该联合方案的临床应用提供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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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T+BCG灌注是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HR-NMIBC）的标准治疗策略，但仍面临较高复发和进展风险。请您谈谈在当前临床实践中，高危NMIBC存在哪些治疗难点和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沈益君教授：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HR-NMIBC）作为临床最常见的膀胱癌类型，约占全部膀胱癌的75%—80%，长期以来都是泌尿肿瘤临床治疗的关注重点。HR-NMIBC患者在接受常规的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TURBT）后仍然有较高的复发风险，这也是临床核心治疗难点。在传统膀胱灌注化疗时代，患者的5年复发率高达80%-90%。即便采用目前临床上的标准治疗方案——卡介苗（BCG）膀胱灌注治疗，HR-NMIBC患者的5年复发率仍高达50%-70%。由此可见，高危NMIBC患者基数大、复发风险高，现有标准治疗仍无法解决高复发风险的难题，该领域存在巨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HR-NMIBC治疗方面的临床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临床诊断层面仍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方向，特别是对原位癌（CIS）的诊断。原位癌是影响HR-NMIBC患者复发及预后的重要指标。然而目前临床上原位癌的检出率仍然偏低，诊断不足将影响治疗方案决策的准确性，从而影响患者的生存预后。因此临床亟须突破传统的诊断局限、探索基于生物标志物、新型影像技术引导的膀胱镜检查等创新诊断方式，以期进一步提高原位癌的诊断和检出率。
其次，在治疗层面，我们需要迈向更加精准的个体化治疗。现阶段高危NMIBC的临床治疗仍以BCG灌注作为标准方案，但随着精准医学理念的深入，仅依靠传统的临床病理因素来指导治疗决策和预后判断已显不足。未来，我们应当重点聚焦于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患者分层筛选与个体化治疗策略的探索，以期实现更精准的治疗和病程管理模式，降低HR-NMIBC的复发风险和改善患者长期生存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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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和团队的一项维迪西妥单抗联合BCG膀胱灌注治疗HER2表达的高危NMIBC的单中心II期研究在2025EAU大会上公布了初步结果，请您为我们回顾一下相关数据。
沈益君教授：HR-NMIBC患者即使接受BCG膀胱灌注，5年内的复发率仍高达50%以上，这一现状促使我们持续探索更优的治疗策略以降低HR-NMIBC接受BCG灌注治疗后的失败率和复发风险。从目前的治疗指南来看，一旦患者进入BCG治疗无反应期，临床上可选择的治疗方案极为有限，指南仅推荐根治性膀胱全切术。然而根治性膀胱切除会极大地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很多患者不愿意接受膀胱全切，保膀胱需求非常迫切。针对这类伴有极高危风险因素、不得不面临膀胱根治性切除风险的初治患者，我们希望探索是否存在更优的替代方案，能够帮助这部分患者避免接受根治性手术。本研究入组患者为HER2表达的（IHC 1+/2+/3+）未经BCG治疗的拒绝或无法耐受根治性膀胱切除术的极高危患者（队列A：患者无法进行完全性肿瘤切除或伴有原位癌；队列B：患者接受了完全性肿瘤切除）。所有患者接受8个周期的维迪西妥单抗静脉注射（2 mg/kg，每3周一次）和至少1年的BCG膀胱灌注。研究主要终点包括队列A的3个月cCR率和队列B的6个月EFS率。
在2025年EAU大会上，我们公布了20例患者的初步探索性数据。从短期随访结果来看，BCG联合维迪西妥单抗显示出了令人鼓舞的疗效：A组患者3个月及6个月CR率均为100%；B组患者6个月及12个月的无事件生存（EFS）率达100%。基于上述初步数据，我们观察到BCG联合维迪西妥单抗这一治疗策略有望进一步改善高危尤其是极高危NMIBC患者的预后。因此，在即今年的EAU大会上，我们进一步公布了后续的探索性研究设计，拟通过前瞻性的随机对照研究，在目标人群中更系统地验证联合方案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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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和团队开展了维迪西妥单抗联合BCG膀胱灌注治疗HER2表达的高危NMIBC的III期HERO研究，入选了今年EAU大会口头报告。能否介绍一下该研究的主要设计以及可能对临床实践产生的影响？
沈益君教授：今年EAU大会上，我们以口头报告形式公布了HERO研究的设计方案。HERO研究是一项开放标签、随机对照、多中心的III期临床研究，旨在评估维迪西妥单抗联合BCG灌注治疗HR-NMIBC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研究设计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研究采用了随机对照（RCT）设计，对照组接受目前HR-NMIBC的标准治疗方案，即BCG诱导序贯维持膀胱灌注。试验组则在BCG灌注治疗基础上联合维迪西妥单抗治疗，疗程共计2年。维迪西妥单抗近年来在晚期尿路上皮癌及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围术期治疗中取得不少突破性进展，大幅改善了患者的预后。在高危NMIBC人群中，维迪西妥单抗能否进一步在BCG标准治疗基础上提升疗效？这正是本研究希望回答的问题。
在试验组的给药方案上，本研究采用“stop and go（间歇给药）”策略，在BCG诱导期同步开始接受维迪西妥单抗静脉输注，2.0mg/kg，Q2W，共4次，无主要终点事件发生则进入holiday；在术后第3、6、12、18、24个月时，各进行连续2次维迪西妥单抗治疗，共给药10次。这一设计思路与晚期或围术期维迪西妥单抗连续给药有所不同，主要考量在于：通过静脉ADC药物的长程间歇给药，尽可能在延长治疗周期的同时控制给药频次，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降低药物相关不良反应，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近年来，各项国际会议陆续报道了BCG联合免疫治疗在HR-NMIBC研究的积极数据。但本届EAU大会上，欧美学者对于这类方案能否真正改变临床实践仍持谨慎态度。核心争议在于：如何精准筛选出进展风险较高的患者，从而实施更加有效的联合治疗？在此背景下，HERO研究的独特价值尤为凸显：基于生物标志物（HER2表达）指导，针对HR-NMIBC人群探索ADC联合BCG治疗的临床获益。通过标志物驱动的患者筛选，我们希望能够在精准医学的框架下，进一步提升HR-NMIBC的治疗效果，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具指导意义的循证依据，推动治疗策略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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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迪西妥单抗作为靶向HER2的ADC药物，在UC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您如何看待HER2对于NMIBC预后、筛选获益人群以及精准治疗决策的价值和意义？
沈益君教授：HER2作为生物标志物在膀胱癌中的价值正日益凸显。目前认为，无论是在MIBC还是NMIBC领域，HER2均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预测及预后价值。对于NMIBC人群，国内外研究数据提示，HER2过表达患者在接受标准BCG治疗时，其疗效往往不如HER2低表达或零表达的患者。HER2过表达是BCG灌注治疗中高危NMIBC疗效不佳的独立预测因子。
从临床意义上看，HER2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首先，长期以来，NMIBC的术后治疗决策和预后预测主要依赖于临床病理的数据，采用的是相对统一的治疗策略。然而在精准医学时代，“one-size-fits-all（一刀切）”的治疗模式正面临挑战。HER2作为可筛选的生物标志物，使我们能够将HER2表达人群从整体中识别出来，进而探索针对性的治疗策略。这对于改善患者对BCG治疗反应不佳的现状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识别出HER2表达人群后，如何为这部分患者制定更优的治疗方案，是精准诊疗时代的重要研究方向。针对HER2靶点的特异性治疗，特别是ADC药物的应用，为改善HER2表达NMIBC患者的预后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将靶向HER2的药物治疗与标准BCG方案相结合，有望进一步提高传统治疗的疗效，弥补现有治疗模式的不足。
展望未来，随着HER2蛋白检测在NMIBC中的普及以及靶向治疗策略的不断优化，HER2有望在高危患者的风险分层、疗效预测以及个体化治疗决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代表了NMIBC精准诊疗的发展方向，也为改善这部分患者的长期预后开辟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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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次EAU大会，请您谈谈高危NMIBC领域未来治疗策略的展望。
沈益君教授：目前来看，BCG在高危NMIBC治疗中的基石地位依然稳固。然而，随着新药研发速度的加快，我们正在见证NMIBC治疗格局的逐步演变。近年来涌现出大量新型联合治疗方案，例如BCG联合IL-15（白介素-15）等免疫调节剂，以及针对BCG治疗失败患者的溶瘤病毒疗法等。这些新药的不断问世，正在深刻改变NMIBC诊疗的未来发展思路。
在精准医学时代，如何从庞大的人群中筛选出真正进展风险高的患者，是优化治疗策略的关键。HER2作为重要的肿瘤标志物，其在NMIBC中的价值日益凸显。通过标志物指引下的精准筛选，我们能够识别出预后较差、对BCG治疗反应不佳的高风险人群，进而为其制定更加积极的联合治疗策略。这一方向蕴含着丰富的探索空间，也是未来实现个体化治疗的重要路径。
关于BCG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探索，去年公布了多项国外III期研究的积极数据。然而在本届EAU大会上，国际专家对这些数据能否改变临床实践仍存有一定疑虑。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精准筛选出真正需要联合治疗的患者？这提示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不应止步于验证联合方案的疗效，更应聚焦于通过生物标志物或风险模型识别出免疫联合治疗的最大获益人群。
在治疗策略的探索中，疗效的提升始终是我们首要关注的重点。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新方案的临床应用都必须建立在安全性可控的前提之下。未来的研究目标应当是：在不显著增加不良反应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针对HR-NMIBC患者的治疗效果。只有在疗效与安全性之间取得良好平衡，才能使患者在临床上获得真正的、可持续的获益。
沈益君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美国MD Anderson癌症中心和德州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
国家卫健委高级人才评价专家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尿路上皮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男生殖系肿瘤专业委员会膀胱癌学组委员
上海市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医师分会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泌尿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泌尿外科临床质控中心督察组专家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中文版泌尿分册编委
《中华男科学杂志》通讯编委
长期从事泌尿男生殖肿瘤的诊断、预防和综合治疗，擅长腹腔镜和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膀胱癌根治术，保留性功能的膀胱癌根治术，原位新膀胱术，保膀胱综合治疗
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上海申康重大临床研究项目，上海市卫计委等课题，研究成果被纳入NCCN膀胱癌诊治指南。主编《浸润性膀胱癌》，参编《实用外科学》，《实用肿瘤外科学》等“膀胱肿瘤”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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